异质性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发展能力的影响

城市创新圈是创新要素的高聚集、高密度的创新系统。本研究尝试将产业集聚和数字经济同时纳入城市创新发展能力的分析框架,基于中国2005—2020年262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通过理论分析与GMM模型实证检验相结合,讨论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发展能力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产业集聚均对城市创新有着正向的促进作用,并且促进效果顺序是制造业集聚大于协同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排在最后。异质性检验表明,在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的影响中,南方地区城市均表现显著的促进作用,北方地区城市则只有制造业集聚对城市创新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只在制造业集聚对城市创新的促进作用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协同集聚对城市创新的影响中均发挥出负向调节作用。     

数字社会背景下大学生审美现状及优化路径

当前人们交往场域深刻变革,海量资讯和多元文化披上了华丽外衣,易使感知力和猎奇心旺盛的大学生群体陷入审美困境。当代大学生能否在万物互联的审美喧哗中重寻美所固有的清澈基因,自觉将个人审美需要和审美理想同国家需要与社会发展相结合,已成为青年大学生教育的重中之重。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研究——以山东省为例

当前山东省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进行深度融合,是助推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本文立足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相互作用机制机理分析,对山东省数字经济发展情况以及存在的优势及不足进行分析,并提出完善山东省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相关对策建议。     

数字时代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路径探析

数字时代,伴随着云计算技术、5G、大数据等新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中医药文化交流互鉴不断加深,中医药国际合作不断拓展,中医药文化软实力不断增强。与此同时,中医药文化数字化国际传播仍面临传播模式过于传统单一、新型传播介质运用不够、数字化传播机制不健全等挑战。数字时代为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提供了广阔空间,需进一步采用守正创新的中医药文化传播途径,构建公众参与的中医药文化传播模式和开放协同的中医药文化传播机制,破除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的数字化壁垒,推动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新发展。     

金湾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建设研究

本文通过对金湾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建设在制度建设、基础设施、资源保障、评价反馈的情况的研究,借鉴霍恩—米特理论模型,提炼出服务目标与标准、服务主体、服务目标群体、服务资源及系统环境等五个影响因素,从强化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政策标准的制定、提高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主体的综合素质、提升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目标群体的参与积极性、优化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资源保障措施、提供良好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系统环境等方面提出具体的优化路径,进一步推动金湾区公共文化事业发展。     

虚拟视觉媒介视阙下的真实性反思

自从数字虚拟技术出现后,视觉虚拟化进程不断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由虚拟视觉图像构成的去物质化视觉情景在越来越多的领域被应用,而这种虚拟化的视觉情景构成与基于现实的真实性背道而驰。鉴于此,从去物质化趋势影响下的视觉情景建立、元宇宙概念主导的万物虚拟态势、图像真实性衰减与说服力重要性提升三个方面,分析最新出现的虚拟现实、现实增强、全息投影等视觉案例对虚拟化进程的影响,同时以此研究图像虚拟视觉叙事方式,阐述图像真实性与视觉说服力之间的关系,以期对未来虚拟视觉创作实践起到借鉴作用。     

数字经济对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影响效应分析

文章基于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3—2020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经济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缩小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运用工具变量估计、替换被解释变量、剔除异常值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地区创新能力是数字经济缩小地区间经济差距的重要机制。空间溢出效应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间经济增长差距的缩小具有负向的溢出效应。空间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缩小效应相比中部、西部地区更显著;南、北方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北方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缩小的积极作用比南方更显著。最后,为我国发展数字经济、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对缩小地区经济差距,实现地区间协调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条件下电商平台责任认定难题和治理出路

在我国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时代背景下,电商平台具有独特的法律地位,在为平台内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搭建交易平台时,其凭借与二者间形成的平台服务关系,间接地对交易关系发挥着实质影响,成为隔离买卖双方的信息要素持有者。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我国立法虽然严格地规定了电商平台的过错责任和连带责任,但在因平台消费引发的民事案件中,极少出现判令由平台向消费者担责的判例。细究判理,虽然立法上有较为全面的责任设计,但与个案层面人民法院需要遵循的追责逻辑并不契合,立法规定的电商平台责任面临着严重的实施困境。从实践情况看,困境集中表现为:在认定平台存在主观明知时缺乏裁判标准,在确认违法经营行为出现后电商平台所采取的措施是否具有必要性时缺乏明确的程度衡量规范,导致消费者因举证不力而败诉。根本上讲,原因在于相关立法仍秉承电商平台是交易辅助人的传统思维。这与其在数字经济凭借技术优势对买卖双方享有的强势地位并不相符,故而应当基于数字经济区别于传统经济的特征,构建涉电商平台纠纷的数字经济责任模式;在价值理念上纠正商品服务关系中认定电商平台的误区,回到平台与用户的数字信息服务关系上,明确其应当负有的法律责任,促进平台与政府、用户、社会主体共同打造数字经济秩序的治理合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