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使用与公司内部收入差距

基于2008—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利用最新构造的能够更加准确刻画公司数字技术使用情况的测度指标,实证分析了数字技术使用对公司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技术的使用一方面显著提高了普通员工的平均薪酬,另一方面对管理层的平均薪酬则无显著影响,从而导致了公司内部收入差距的缩小。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技术使用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与人力资本水平,进而通过收益分享效应和人力资本效应降低内部收入差距。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技术使用对企业内部收入差距的缩小效应在第二产业、非国有企业以及内部薪酬初始差距较大、管理层权力较小的公司中表现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还发现,数字技术使用给管理层带来的潜在收益可能更多会以在职消费、股权激励等隐性方式实现。     

数字化转型与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耦合逻辑与实现路径

数字化转型与高质量发展是新时期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议题。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与高质量发展存在高度的耦合性,两者的产生都是新发展阶段高等教育的必然选择,具有相同的战略意蕴;数字技术的赋能可以有效地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对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具有内在规定性。因此,以探索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举措为主线,从加强顶层设计、推进内部变革、强化外部保障等三个方面来建构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数字金融赋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机制与路径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时代化继承与发展。数字金融作为引领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能够为“双循环”提供持续动力和关键支撑。然而现阶段,数字金融面临着数字创新发展滞后、金融市场供需失衡、金融开放成效微弱、金融风险层见叠出等突出问题,这极不利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数字金融赋能“双循环”的根本路径在于,增强数字金融赋能“双循环”源动力、提升数字金融支撑国内循环作用、打造数字金融赋能国际循环优势、保障数字金融赋能“双循环”安全发展态势,从而推动构建更深层次改革、更高水平开放、更有质量创新的新发展格局。     

金融—数字资本与资本逻辑的全面扩展

产业资本并不是资本发展的最高形态,资本对自我增殖的无限追求要受到产业本身条件的限制。金融资本使资本增殖不必再经历资本与具体产业之间的形态变换、货币与商品之间的形态变幻,而是完全在资本本身的范畴内就能完成,并促成了资本拜物教的形成,从而从G的角度对G—W—G′的公式进行了扩展。数字资本通过运用数字化虚拟世界的基本特点,既能够将原本的非劳动行为重新定义、扩展为可以被剥削的劳动行为,也能够创造一系列新的、更便于被资本剥削的新劳动形式,从而突破剥削所受到的外在条件限制,从W的角度对G—W—G′的公式进行了扩展。金融资本和数字资本的结合从G、W两个角度共同对资本逻辑进行扩展,使之能够与生产力发展全面脱钩。在这一情况下,人类社会的发展将完全服务于资本增殖的需要,而不再服务于生产力发展及其所带来的生活水平的提升。     

数字经济驱动中国式科技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

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能够融合创新要素以驱动科技水平现代化,能够提升主体创新能力以驱动科技主体现代化,能够增进科技治理效能以驱动科技治理现代化。数字经济驱动中国式科技现代化的实现机制,主要包括技术供需对接机制、数据开放共享机制和科研协同创新机制。要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对中国式科技现代化的作用,需要加快构建支撑中国式科技现代化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能够实现协同共享匹配的数字化科研组织体系,加快构建数字化的科技创新管理平台和服务体系,加快构建支撑中国式科技现代化的数字人才培养体系。     

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产业现代化

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中国式产业现代化要求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绿色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字技术由单点演进转向集成迭代,数据要素与传统要素实现了更加深度的融合,这有助于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和创新组织方式的变革,有助于增强产业技术关联与网络协同并提升产业链韧性,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及污染治理效率,从而对中国式产业现代化带来叠加倍增的赋能效应。因此,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加强数字核心技术攻关,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产业现代化。     

新发展格局下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国际合作路径研究

数字经济国际合作是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重要路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数字经济重要性日益凸显,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赋能国际合作成为战略选项。数字经济国际合作主要集中在数字基础设施、数字贸易和数字经贸规则三大领域。当前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呈现数字基础设施合作不断升级、数字贸易国际合作蓬勃发展、数字经济国际合作规则化凸显等现状。然而,数字经济国际合作也存在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突出、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制度型框架缺失、数字经济发展外部风险凸显等显著挑战和风险。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应从提升区域内数字经济核心技术原始创新能力、推动区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境外经贸合作区数字贸易发展、促进数字经济前沿技术协同创新等方面,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国际合作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赋能我国产业链韧性提升的路径研究

产业链韧性提升是实现产业链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增强我国经济韧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提高供应链的运行效率、增强企业链的稳定性、催生空间链的网络化、引领价值链的分工转型等方式来提升产业链韧性。当前,数字经济与我国产业链融合呈现以下特征：数字化产业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数字经济为产业链现代化注入新动能,数字经济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数字化规模不断扩大。但数字基础设施薄弱、数据要素市场化程度低、数字技术创新能力不足、数字人才短缺等因素对数字经济赋能产业链韧性形成制约。鉴于此,应该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数字技术与产业链的有效衔接;推动数据新要素流动,促进数字链与产业链的协同发展;完善产业链数字信息共享机制,提高创新链与产业链的精准对接;增强数字人才支撑,推动人才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提升数字经济赋能产业链韧性的乘数效应,更好推动产业链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优化数字经济营商环境的行政法治化之道

数字经济在生产力组织方式、生产要素形式、市场主体形态等方面存在新特点,决定了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需要更加优良的新型营商环境。新业态存在市场准入困境,监管过于严苛导致数字经济存在融资难题,数据安全保障不足导致网络市场缺乏安全性与稳定性,数字经济行政纠纷解决的司法环境并不十分优良,成为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的现实挑战。优化数字经济营商环境,关键在于提高行政法治水平。应不断提升数字经济的政府立法质量,健全数字经济营商环境的良法体系。以比例原则具体化数字经济新型的包容审慎监管理念,防止产生过宽和过严两种监管极端。以安全与效率并重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加强反平台垄断执法,不断增强数字经济行政纠纷解决的公正高效性。     

数字经济赋能新发展格局：内在机理及政策选择

作为经济发展提质增效的新动能和新引擎,数字经济对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驱动作用,数字经济赋能新发展格局的研究正成为学界关注的新热点。在分析现有文献的基础上,运用扎根理论方法对数据资料进行三级编码,构建数字经济赋能新发展格局内在机理的理论模型,揭示数字经济赋能新发展格局的微观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通过资源赋能、产业赋能、消费赋能、开放赋能4个主范畴,推动我国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其研究结论有助于理解数字经济赋能新发展格局的内在机理,并为数字经济赋能新发展格局的现实路径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