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政治化与公文的艺术化——古代文人与政治、文学、公文关系的多向考察

中国文学有着关心政治的传统 ,文学家在文学作品中表达对政治的关心成为心理定势。古代文人的政治理想不亚于政治家的理想。新乐府更是明确地以关心政治、反映时事为己任。大量从政的文人 ,因为远离文学创作 ,尽量在公文中表现出文学才华。古代文官系统中的主要从业者有较高的文化水平 ,是古代公文文采斐然的一个重要原因     

许潮及其《泰和记》

许潮是明代重要的南杂剧作家 ,他的作品题材都取自历史人物故事 ,多借古抒情 ,寄托理想 ,其对杂剧体制的全面革新 ,特别是首创专用南曲创作杂剧的方法 ,确立了他在中国戏剧史上的地位     

“兴亡今古恨，酹酒问渔樵”——从李杨故事文人诠释模式变迁看《长生殿》的主题蕴含

前人于李杨情事的解读,或偏重于史家之论,或致力于诗家抒怀.前者囿于史家视角本身的偏颇而难免偏执之讥,有些作品甚而流于庸俗与无聊;后者虽因写作者本人身世感情的融入而寄慨遥深,但"女色祸国"这一历史定论的传统惯性,又使得他们常常在重"情"与重"史"之间摇摆不定,从而在作品中于明皇深致悲悯,于杨妃却多所讥刺.洪昇之创作<长生殿>,一则是出于对前人有关李杨故事解读模式的不满,再则是欲借这一故事融入自身的身世感伤.前者构成了<长生殿>外在的文本风貌帝妃之恋("情")与安史之乱("史")的错综扭结;后者则构成了充溢于<长生殿>文本之深层的悲剧意蕴人生不永、情缘易逝、世事沧桑的人生幻灭感.     

远去的"王朝"

本文以余秋雨的散文集《山居笔记》为研究对象,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与"势"的相互交织,来探询20世纪末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文人的历史及其未来的思考.通过对具体文本的解读,从"成功文人"、"隐士"和"小人"这三个角度,来剖析余秋雨在20世纪末营造文人"英雄过去"与"美好未来"的苦心,但是无论是"讲述话语的年代"还是"话语讲述的年代"所造成的历史语境和现实环境都在无情地击碎着余秋雨美丽的梦想.他所经营的"王朝"已经远去.     

唐代文人“走后门”

唐代以科取仕,有些举子为了得中,千方百计找关系、寻门路,当时京城长安盛行一种被称为“温卷”的风气,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斋中梦——明中后期书斋意象的建构

明中后期的书斋意象不仅出现在诗文记载、物质文化方面,而且在卷轴画和版画中多有涉及。尤其是明代以沈周、文徵明、杜琼等为代表的吴门画派,似乎十分热衷于以文人书斋别业为题材的作品。这些作品大多是为友人或是受人之托所作,一方面是文人之间交游往来的例证,另一方面也可被视作某种内在精神的反映。本文旨在通过明代中叶以后广泛出现的书斋画,揭示书斋意象的虚实涵义,解读明代图像在建构书斋意象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宋代文人自称"老子"的文学文化学解析

宋人自称“老子”自北宋范仲淹始,至苏轼、黄庭坚而成时尚,至陆游、杨万里而泛滥。宋人自称“老子”的原因一是对老敏感,好言老弱病懒的时代文化心理,而这种心理又有多种成因;二是向往晋人风神;三是几个典故都合宋人口味;四是范仲淹的正面效果;五是宋人好以才学为诗;六是“老子”一词可影响作品风格、显示作者的个性。     

韩国古典文学中的中国形象

从韩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描写的个别类型入手,分析韩国人在古代是如何认识、描绘"中国"这个他者,并探究其中所蕴含的韩国人的思维及如此创作的意义,最终尝试在东亚文学的多种发展脉络中,把握韩国文学的本质及地位。高丽与朝鲜时代,以"中国"为素材和背景的作品非常多。一些抒情诗和叙景诗以中国的历史人物、事件以及出使路上所见的风景名胜为素材进行创作;一些传奇和小说将背景设置在中国,出场人物的国籍也均为中国。这些内容通过多种形式呈现在文人的作品中。通过与来访朝鲜的中国使臣的会面,通过去往中国的朝鲜使臣的访问记录,通过览阅中国书籍和士大夫收藏的绘画,可以探寻中国历史和文化空间。一般而言,这些以中国为描写对象和抒情对象的诗文作品,表面描绘中国,实则隐晦地表达或呈现了韩国本民族自身的思想、情感、意志以及命运。     

中国文人音乐的审美特征

文人音乐是中国传统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过长期的发展 ,形成了独特的审美体验 ,并对中国音乐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拟从文人音乐的审美体验出发 ,对文人音乐的审美特点试做归纳分析     

在张里侗寨看大戏

正张里侗寨,位处百越襟喉要隘的通道甘溪乡青龙界山脉脚下,属于珠江支流的源头村寨,长期以来,张里侗寨与周边的侗寨、壮乡、客家屯寨的交往(月耶)很密切,赛芦笙演大戏是人们相互交往的主要纽带。近年来,甘溪乡政府很重视文化旅游的推广,于是,很多文人骚客常常三五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