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宋构宋京父子墓志偶识

北宋宋构宋京父子是四川文化史上有影响的人物 ,但现存有关文献的记载阙略 ,此次墓志的发掘 ,弥补了史料典籍的不足 ,并加深了对宋代四川文化史乃至文学、史学方面的研究     

贝多芬之魂

在整个人类文化史上，这是一个庄严，肃穆、永久值得后代纪念的日子。 1827年3月26日傍晚6点左右，暴风雨雪夹杂着几声滚滚闷雷．震撼席卷了音乐之城维也纳。此时，贝多芬正在走向生命谱线上的最后一个休止符。据目击者说，在罕见的雷鸣电闪过后，贝多芬猛然睁开了眼睛，举起了右手，     

蒲州爱情圣地萌发的凄美爱情(上)

晋南蒲州(古称蒲坂),是华夏文化的摇篮。由于山西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处于中原王朝的边陲,是以农耕为主的汉民族与以游牧为主的北方少数民族以及内地的戎狄交往、杂居、通婚的主要区域,所以形成了胡汉相融的习俗与复合性文化,对外来文化和婚姻制度有较大的亲和力,易于形成兼容并包、吸收他人之长的开放意识。故此,男女青年婚姻自主、恋爱自由的凄美爱情故事多发生在蒲州,使蒲州成为中华儿女的爱情圣地。     

西口文化：中国文化传统演进中的异化与传承

“西口”作为一种历史现象,近年来被提升到了“文化”的高度。西口现象何以被称作文化,目前没有学者做出过明确的界定。文章通过对文化的内涵与外延的比较,确定了西口作为文化现象的各种因素,即西口现象符合作为一种文化所应具备的条件,并给予西口文化以确切的定义。文章作者认为西口文化是以山西右玉杀虎口为核心,军事文化为基础的,明清时期与南方主流文化相对应的、西北地区特有的一种俗文化现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界定了西口文化的特征,阐述了这一文化现象是在中国文化传统这一宏观背景下的局部异化现象,是对古代中国文化的有益补充。     

佛教观念史的方法论传统与建构意义

作为研究方法的佛教观念史,缘起于西方史学理论的启迪;但它何以能兼顾学术传统与佛教特殊性、又为什么在佛教研究领域优于与它极其近似的概念史方法,则是有待说明的问题。优波提舍、摩呾理迦等佛教经典体裁,展示了佛教内部的观念史传统,作为学术用语的"观念"亦与佛经原意一脉相承。观念史方法产生于对哲学思辨和社会生活之中间地带的"觉察";而佛教观念史的提出,是基于对佛教整体性、复杂性、动态性的"谛观"。斯金纳与科塞雷克提倡的概念史方法皆与佛教研究有所抵牾;且与概念相比,"观念"更符合佛教重视的价值意义。观念史作为研究和解释的方法,有助于呈现"佛学"亦宗教、亦哲学的特质,避免刻画静态化、抽象化的历史,促进还原生活世界的具体情境。     

得失参半的创新之作——《剑桥中国文学史》评议

《剑桥中国文学史》旨在打破以往文学史写作中的习惯性范畴,开创新的文学史范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特殊的文学文化史的书写姿态,立足于在文化史的背景下考察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这种书写策略为我们认识文学史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方法,但并没有在全书中得到全面的贯彻。《剑桥中国文学史》的文学史分期方式也引人注目,某些基于文学文化史立场的分期方式显得新颖别致。全书的文学史分期方式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也存在着按世纪、朝代为文学史分期的现象。由于全书的编者热衷于探求过去的文学原貌,在实践中往往对某些重要作家作品叙述较少,而对次要的文学现象评价过高。这种迥异于时流的评价可新人耳目,但有些评价是出于臆测,并没有坚实的依据。     

日本的中国出版文化研究管窥——井上进与其中国出版文化史研究

日本名古屋大学的井上进教授从事中国出版文化史研究多年,成果卓著.其《中国出版文化史》一书,自春秋时期书籍的形成写起,经印刷术的诞生,到书籍的普及,记录了中国跨越2000年的书籍文化史.书中灵活运用书店广告、士大夫的著述等丰富的资料,描述了知识与读物的时代特征,堪称一部读书的社会史.然而该书也有一些有悖于中国主流观点的论述,这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中国”、“河南”诸名称与古都洛阳

中国以及河南古今的诸多名称如＂中国＂、＂华夏＂、＂中华＂、＂中夏＂、＂神州＂、＂豫州＂、＂中原＂、＂中州＂、＂河南＂等的含义及其得名缘由,均与古都洛阳密切相关。由此可见,洛阳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个中妙趣谁堪语？——读刘强《一种风流吾最爱：世说新语今读》

魏晋六朝,志人小说风行一时。涌现出的作品,如邯郸淳的《笑林》、裴启的《语林》、郭澄之的《郭子》、葛洪的《西京杂记》、沈约的《俗说》、殷芸的《小说》,皆属此类。由刘宋临川王刘义庆编撰的《世说新语》,无疑堪称个中翘楚。该书拔新领异,其意义及影响远远超越了同类题材的著作,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朵奇葩。     

田汝康与中国的新文化史研究

学习和借鉴西方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并运用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实践,是推动中国史学进步的重要手段,近年来最受国内史学界关注的当代西方史学趋势莫过于新文化史.但学界知之甚少的是,早在1988年,已故复旦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田汝康先生,就已在新文化史方法与中国史研究的结合上做出了重要的开拓性探索,而与国外史学前沿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