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与企业经营绩效：来自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金融资产配置是非金融类企业面临的重要经营决策之一,非金融类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与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之间的关系一直是金融监管部门、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关注的重要问题。作者以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11—2018年期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利用多元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对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当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经营绩效之间、上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本年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之间都在总体上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关系;不同产业、不同性质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将对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产生不同影响。第一产业上市公司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经营绩效之间不存在倒"U"型关系;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国有和非国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都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特征,即只有适度配置金融资产,才能使其经营绩效最大化。上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增加将显著提高国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本年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但不会对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本年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产生显著影响;第二产业和非国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与其上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呈倒"U"型关系,上年金融资产配置不足(过度)将使其对本年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产生补充效应(挤出效应),适度配置上年金融资产将最大化本年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以及金融监管部门应该利用市场手段引导非金融类上市公司适度配置金融资产,鼓励他们加大实物资产投资力度,缓解中国目前面临的"脱实向虚"困境;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应该基于自身产业和产权属性以及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对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的不同影响对其金融资产配置进行科学决策,认识金融资产配置不足(过度)对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的补充效应(挤出效应),配置出能使企业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最大化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投资者在选择投资对象和构建投资组合过程中,应该深入分析不同产业、不同性质公司的资产配置行为,考察拟投资对象的金融资产配置行为是否满足企业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最大化要求,以作出有效的投资决策。文章研究结论补充和丰富了企业资产配置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为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制定不同产业政策、金融监管部门引导金融资源流向实体经济、非金融类上市公司规范金融资产配置行为、投资者作出正确投资决策提供了决策依据。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系统性金融风险溢出——基于关联网络视角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已成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驱动因素。研究基于七个部门的35个相关因子抽取系统性金融风险信息，综合采用DYCI溢出指数法、复杂网络分析法和滚动时间窗口技术等构建跨部门风险溢出网络，考察和检验EPU与金融体系内部风险压力承接与转移的关联动态和传导机制。研究发现：EPU与金融部门各维度风险变量间存在关联网络，且EPU冲击加剧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网络传染效应；危机时期，EPU冲击下的跨部门风险协同运动趋势明显，网络结构呈现更高的完备性。同时，本文研究结论为阻断内外部风险冲击以及维护经济金融稳定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决策参考依据。     

自贸试验区建设能否抑制企业“脱实向虚”——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指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基于此，以手工搜集的自贸试验区层面微观企业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自贸试验区建设对企业“脱实向虚”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自贸试验区设立显著抑制了企业脱实向虚。渠道机制检验发现，自贸试验区主要通过投资替代机制和委托代理机制抑制企业脱实向虚。调节机制检验发现，自贸试验区对企业脱实向虚的抑制作用受自贸试验区管委会行政级别及其与行政区政府间关系的影响。异质性检验发现，自贸试验区对国有企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及东部地区企业脱实向虚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研究结论为推动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实现以生产激发循环动力，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李德·哈特的战略思想

李德·哈特(1895-1970)是英国著名的战史作家和战略思想家。他曾经参加过索姆河会战。1924年退役后,他开始了写作生涯。他的一生,主要研究战史,代表作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史》《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为何不向历史学习》(《殷鉴不远》)《战略论:间接路线》(Strategy:The Indirect Approach)。     

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基于“沪港通”实施的准自然实验

文章将“沪港通”的实施视为一次“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方法考察资本市场开放对实体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结果显示，“沪港通”的实施促进了企业金融资产的增加。机制检验发现：（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负向调节了上述作用，而融资约束的调节效应不显著；（2）“沪港通”的实施促进了短期金融资产的增加，对长期金融资产的影响则不显著。这意味着，在“沪港通”的实施背景下，企业增持金融资产不是为了平滑投资，而是为了短期逐利。     

城市品质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实证

文章构建涵盖5个二级指标、34个具体指标的城市品质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评价了我国30个城市的城市品质。结果发现：我国城市品质稳定提升，从五大子品质看，生态环境品质位居第一，其余依次为居民生活品质、社会文化品质、公共服务品质、经济发展品质；从城市差异看，北京、广州、上海、杭州和南京等城市品质较高；从变动趋势看，上海、武汉和乌鲁木齐等城市品质提升幅度较大；从子系统的均衡性看，大部分城市子系统发展并不均衡。     

金融科技、货币政策与企业“脱虚向实”

在遏制当前经济下行压力所实施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下，金融科技能否赋能实体企业与传统金融机构，助力企业“脱虚向实”?选取2012—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宽松货币政策能够有效抑制企业金融化，促进“脱虚向实”;金融科技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效果。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科技通过“稳预期”与“促研发”两条渠道增强货币政策对企业“脱虚向实”的促进效果。此外，对于未建立银企关系企业和高主业增长水平的企业，金融科技协同货币政策主要抑制短期金融资产配置；对于建立银企关系企业和低主业增长水平的企业，金融科技协同货币政策主要抑制长期金融资产配置；与处于较劣政府与市场关系环境中的企业相比，金融科技与货币政策的协同效应对处于较优关系环境中的企业“脱虚向实”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八大综合经济区人力资本水平的测度、差距分解及时空演变

文章使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测度八大综合经济区2003—2018年的人力资本水平，采用Dagum基尼系数和核密度估计法探究人力资本的差异来源、空间演变特征。研究发现：八大综合经济区的人力资本水平都呈上升趋势，健康资本的增长速度远低于教育资本和文化资本；八大综合经济区的整体差异呈扩大趋势，区域间差异是整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各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绝对差异呈扩大趋势，存在显著的极化特征，大多数地区由多极化向单极化过渡。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抑制“脱实向虚”吗——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数字化转型在赋能产业转型升级方面作用明显，但其能否有效避免企业“脱实向虚”仍待检验。本文以2007—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金融化投资活动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有效抑制企业金融化投资，并且呈现出“结构性”调节特征，对制造业企业、非国有企业回归实体的引导效果更明显。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促进企业实体投资、改善实体盈利能力以及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有助于企业“脱虚向实”。此外，有效合理的金融监管和良好的数字政府发展环境均有助于发挥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金融化投资的抑制作用。研究结论为企业去金融化、破除“脱实向虚”难题提供可行路径，并为完善金融发展、发挥数字合力提供政策参考。     

投资者情绪、过度交易与中国A股市场波动——基于证券投资者信心指数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采用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调查数据的证券投资者信心指数(SICI),运用有向无环图(DAG)以及基于有向无环图结果的递归预测方差分解技术，深入探究了我国投资者情绪、过度交易行为与股市波动间的同期及动态影响，进而为减轻我国A股市场的过度波动现象，防范化解金融系统性风险提供实证支持.实证结果显示：就同期影响而言，我国A股市场的过度波动与投资者情绪变化导致了过度交易行为；就动态影响而言，随着互联网通讯技术与杠杆交易的兴起，我国投资者情绪、市场波动具有较强的“自我实现”机制，尽管近年来我国投资者情绪及交易行为日趋理性，但在市场出现较大波动尤其是牛熊更替暴跌时期，市场波动对我国投资者情绪影响将会变大，投资者情绪波动将导致非理性交易行为显著增加，此时投资者的非理性情绪与交易行为也将对我国A股市场波动产生显著影响，加剧了我国证券市场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