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新型城镇化水平及其驱动因素差异研究——基于华东与西北地区12个省(市、区)的比较CSSCI

以新型城镇化理论和政策为指引构建了新型城镇化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改进熵权法对经济发展、人口发展、社会发展和环境发展四大因素对华东和西北各省新型城镇化的贡献进行了综合评价。结果表明:华东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高于西北地区,但区域内部也存在较明显差异;经济和社会发展是推动2005—2014年这一期间华东和西北新型城镇化的最重要因素,人口发展和环境发展因素贡献较小;华东地区和西北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各有优势,但华东优势更加突出;环境是华东和西北新型城镇化水平提高的共同制约因素。     

新型工业化城市生态文化产业的发展——以东营市为例

发展生态文化产业是新型工业化城市实现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选择,具有培育新型工业化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点,以绿色、创新引领生态经济发展,实现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统一的作用。东营市位居黄河三角洲中心地带,具有黄河口湿地生态优越的地理环境和丰富的文化资源,因此,大力发展生态文化产业是东营市由资源型城市向新型工业化城市转型的重要选择。东营市生态文化产业的发展应加强城市生态文化理论政策研究、科学制定生态文化产业发展规划、挖掘开发历史文化中的题材资源、建设文化产业园区、打造生态文化产业链,以发展生态文化产业为突破口,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城市的发展之路。     

新型城镇化视阈中衡阳旅游景点语言文字规范调查

文章在新型城镇化视阈中探讨了衡阳旅游景点语言文字规范问题。主要内容是:衡阳旅游资源及旅游目的地特点;衡阳旅游景点语言文字规范及推广现状;衡阳旅游景点语言文字规范及推广的建议及对策。核心观点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和灵魂是人的城镇化,语言文字规范与否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人的城镇化的重要外显标志。对当前我国正处于新型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具有时代意义和现实价值。     

工业园区与新型工业化的发展关系研究

新型工业化已成为欠发达地区推进工业经济发展的新风向标.文章基于承接产业转移的视角,对工业园区与新型工业化的发展关系进行理论探讨,并选取了2003—2011年有关江西省工业园区、新型工业化和承接产业转移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工业园区与新型工业化之间具有显著的相互促进关系,承接产业转移对新型工业化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同时也表明基于承接产业转移角度以工业园区为主要载体来发展新型工业化道路这一思路是有效和可行的.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嵌入式发展的路径及内在机理——基于兵团农业龙头企业的典型案例分析

工商资本下乡成立的农业龙头企业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否成功嵌入乡土社会。对于政府、小农户、企业三者至关重要。该文以嵌入性发展分析框架作为理论基础,结合兵团农业龙头企业成功嵌入的典型案例,从认知、文化、结构、政治、关系五个维度分析下乡资本融入乡土社会的嵌入路径和嵌入机理。分析表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嵌入乡土社会的过程中需要具有责任意识,积极营造同当地的社会关联,与小农户形成利益共同体,融入当地的政策环境和文化环境。     

国外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心理危机干预措施及启示

2020年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给患者、医护工作者乃至普通民众带来了严重的心理危机。我国逐渐成熟的心理危机干预系统在疫情期间取得成效,但同时也反映出心理危机干预系统建设存在欠缺。文章介绍了美国、以色列等发达国家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心理危机的机构设置、管理系统、治疗手段、信息沟通系统等干预措施,为加强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心理危机干预体系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建议。     

新冠肺炎疫情突发期政策制定的特征分析与效果评价 ——基于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田野观察

文章聚焦政策本身,采用在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田野观察的研究方法,收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疫情突发期的政策并进行文本分析,主要讨论政策文本发布时间的分布态势、发布单位、发布形式和政策内容4个方面。研究发现,在新冠肺炎疫情突发期（2020年1月15日至1月31日）国家级和省级指导性文件数量锐增。以江苏省为例,省级政策发文单位单一、文本类型多为通知类,起到了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的及时反馈、迅速应急以及布置指导的作用。政策发布主体联防联控的及时应对性以及对政策文本的长效性考虑上尚有欠缺。总结政策制定的规律、原则以及经验,提出公共卫生事件突发期的政策观念应从单一权威主义走向多元协作,政策导向应从“战”时应急转向“平战结合”,政策价值应从“短期”应急转向“常态化”指导。     

超越官僚制,跳出"周期率"——新时代公共事物治理之道的新探索

中国具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2000多年的封建史,在治国理政方面前人给后世留下许多不朽思想智慧,大一统的官僚制度体系便是其中之一,它成就了中国60多个封建王朝的兴盛和发展,也因其自身的缺陷和不足,使历代王朝终未逃脱覆灭的宿命,这便被后世学者称为中国"历史周期率"。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初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再到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从没停止过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努力与探索,其成功经验和智慧最终体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如果说中国历史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历史周期率"问题,那么在西方500年发展史中,遇到的最大问题则是"经济周期律"问题。新时代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发挥党的全面领导的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只有从"公共事物动机"入手,才能克服中国传统社会"官僚制"假设和西方社会"经济人"假设的片面性,实现治理水平的提升和领导力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