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象是民族的现实，方法是现实主义”——胡风文艺思想新论

自觉地继承鲁迅与五四新文化传统,从民族解放的实际出发,强调现实主义文艺的战斗性(或体验性)、启蒙性与创新性,是胡风文艺思想的基本特征,鲜明的民族特色与浓烈的原创精神,使他的文艺思想至今仍不乏一定生命力,并在20世纪世界众多的现实主义流派中无愧地占据一席之地。     

新旧文学的交融与互补--沈祖棻艺术世界的一种观照

现代杰出女词人沈祖棻将新文学的"新的血液",注入束缚极严的传统词体之中.通过洗氏的艺术创作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寻绎出新旧文学交融与互补的痕迹.     

论"茅盾传统"及其对中国新文学的范式意义

本文从三个方面对茅盾传统作了概括其一是积淀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其二是气势阔大的创作"史诗"传统;其三是注重社会分析的"理性化"叙事传统.并对这种传统的孕育、确立、发展过程及其对当下中国文学的借鉴意义作了探讨.     

中国新文学史的另一视域:编辑出版

编辑出版行为是新文学文化“现代性”的表征之一 ,而文学发生系统决不单纯是文学一元的自足状态 ,它必定牵涉许多与文学有关的元素。编辑出版行为就是众多有活力的元素中至关重要的一种。由此可见 ,中国新文学史还有另一视域 :编辑出版     

学衡派的文学批评

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派在新文学建设上具有一致性,但也存在分歧。这主要表现在学衡派对五四新文学批评的五个方面：即文学名分上的新旧之
分,关于“文学进化论”问题,文学的贵族和平民之争,文学创造的方法问题,文学革命与文学专制等。尽管其批评具有一些不足和缺陷,但学衡派针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过分反传统而带来的缺陷性的攻击也具有学理上的积极因素。     

《红楼梦》与"五四"新方学观建构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思想艺术传统的全面总结,也蕴含着民族文化自我更新的先导因素,因此能在"五四"时期被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提到文学正宗的地位,多方位地参与了"五四"新文学核心精神与关键理念的建构,显示出对各种言说的巨大的构成功能.围绕<红楼梦>的指涉所带来的文学命题和语言形式.是现代中国文学意义结构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和资源.     

"道德形而上主义"之争与文学的两难选择

张宝明的文章对张光芒、陈晓明、刘士林的观点一一作了回应,指出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不是要不要道德的问题,而是如何摆正道德的定位问题;无论是把道德作为文学的救命稻草还是杯弓蛇影的暗器,都是殊途同归的思维模式;道德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因素决定了知识分子应走"形而下"的外化道路.张全之的文章则追溯了"五四"道德革命的深层缺失,指出其肯定现世人生,拒斥道德形而上诉求,从而使信仰世界出现"真空";影响所及,使新文学创作在世俗化倾向上越走越远.杨庆东进一步指出,中国启蒙运动过于注重道德实践的个体性与个人中心主义,而忽略了道德普遍主义,这直接导致整个启蒙运动关于现代性道德伟大谋划的失败;在当下道德实用主义盛行的文化语境中,对此加以反省,既是重寻人文精神资源的思想需求,也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潘正文试图以更为辩证的态度来理解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文学之争,认为它反映的是自"五四"以来一直未曾解决的两难选择问题,即文学的审美主义性质与启蒙理性的反审美主义之间的内在矛盾;并指出,道德形而上问题的解决,必须紧扣中国语境和中国文学的两难性质,这样才能有的放矢,而不应该以西方的后现代背景作为道德虚无主义的借口.     

王阳明“心学”与晚明及新文学思想的勃兴

在学术界,一般认为现代新文学的兴起主要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而对传统文化在新文化中的延续相对忽略。本文认为,五四新文化既吸收了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同时也继承了传统的根基。晚明新思潮是潜在血脉,是一股一直涌动的暗流。从中晚明以来的王阳明、李贽,直至晚清的梁启超、鲁迅等人构成了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颇为壮阔的史无前例而极为清晰的文化思想图谱,为晚明乃至五四中国新文化与新文学秩序的建立,描绘出了无限广阔的前景与发展空间。     

民国大学里的新文学教育实践及其限度——以杨振声为中心

作为民国大学里新文学教育的积极推动者,杨振声对"文学"持有一种独特的理解,其内在理路非常接近阿尔都塞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这构成了他从事新文学教育的理论基础,也使其新文学教育的体制化实践遭遇到激烈的对抗。通过杨振声的个案,可以察知民国大学里新文学受众的某种激进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