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新文学的音乐性

中国新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虽然只有短短三十多年的时间,却以其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征服了众多的读者.产生这种艺术感染力的原因很多,但有一点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中国新文学丰富多彩的音乐性.不论是小说、戏剧还是散文、诗歌,它们都有自己独特的节奏和旋律.这也证明:文学和音乐在起源上是相结合的,虽然后来因为学科分割而分别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是优秀的中国新文学著作在本质上还是与音乐分不开的.     

民国教育体制下的鲁迅兼课及新文学传承

鲁迅进入学校兼课,固然与学校开设了一些新的课程却师资匮乏有关,也与鲁迅在中国小说史方面具有相当的造诣有关,但更与民国教育体制有关。鲁迅到大学兼课,主讲中国小说史,积极编写具有现代科学体系的教材,重点在于改写大学小说史教育的既有版图。鲁迅到大学兼课看重的是对新文学发展的直接参与和以此来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鲁迅在大学讲课时,注重的是对学生人格的熏染和提升,由此为新文学培育了传承者。鲁迅在离开教育部之后,并没有进入大学体制内担任专业教师,则与民国政治生态的改变、文化启蒙的诉求无法有效对接、租界相对安全的生存空间和报刊出版业为杂文提供更为广阔的市场等因素有关。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二次浪潮

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次浪潮,那么,以大革命和左翼运动为背景的革命文学运动则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二次浪潮。第二次浪潮的运作以创造社、太阳社和“左联”等文学社团为中心,体现着由文学向社会运作进发的中心情结,都是以理论批评为先导而不是以创作为先锋。不过,第二次浪潮更多地得力于社团集体运作的自觉性,基本上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主体流向,因此,它比第一次浪潮产生的影响更深刻,更持久。     

规训与认同的话语实践——以1950-1957年现代作家选集的序跋为例

本文以"新文学选集"和"人文版现代作家选集"的序跋为研究对象,探究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规范和话语实践.在两套选集的序跋中,序跋作者对自己或他人思想的检讨和批评,对旧作的贬低以及选择、修改等,既是国家权力话语规训的结果,也是作家积极主动认同主流话语,重塑自我的必然选择.     

民国时期新旧文学经济状况的考察

通过对民国时期新旧文学/文化经济状况的考察,实际上得出一个结论,即新旧文学/文化在运营的总体趋势上分途,新文学/文化依托新型书刊业提供的强大生产力和先进营销手段,占领了大众文化市场,在喧嚷的公共传媒空间压倒了旧文学/文化,成为大宗的文化生意.另一方面,旧文学/文化由于受众的不足,不足以采用大规模的复制生产,主要还沿袭着传统的方式,采用手工作坊式的零星制作,但当其退回到中上层文化圈之后,在某些小范围内,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经济能力.     

革命时代的另一种声音——论梁实秋对同时代文学的反思

梁实秋总是以"不合时宜"的姿态对同时代文学进行反思和批判,然而他在文坛上独树一帜和坚守己见的品格,处处显示了与"五四"精神的投合.他坚持整体性的文学观,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新文学彻底反传统倾向的制衡和反驳;他批判文学的阶级论和工具论,倡导文学的多样性和独立性,这些对同期文学乃至当代文学的发展都是有所裨益的.     

胡适与中国传记文学的现代转型

胡适一生提倡传记文学,理论与创作并举,对发展、推动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和实现中国传记文学的现代转型作出了重要贡献。胡适是从发展“新文学”和革新旧体传记文体的要求中把“传记文学”独立出来的,而他提倡传记文学的目的不只是介绍西方传记文学思想。而是“发现”中国的传记文学传统乃至建立中国的传记文学。传记文学应是“胡适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苏雪林“反鲁”案新探

学界一般认为,苏雪林对鲁迅由生前崇仰到死后攻击,态度前后判若两人。但从新发现的其在武汉大学的《新文学研究》课程讲义(1934)等文献看,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苏氏经历了从"钦敬""小说家鲁迅"到"反感""杂感文鲁迅",从鲁迅生前刻意掩藏自己对鲁迅的不满,隐约地"反对",到鲁迅死后对其公开诋毁、大加挞伐的过程。苏氏之公开"反鲁",固然与其自由主义文学观念以及鲁迅"攻击"其亲敬的杨荫榆、胡适、徐志摩、陈源等公私恩怨有关,但根本原因则是其拥护所谓"党国"的政治立场;而其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惜公开私信,把自己推向道德和舆论的前台,则与其"敏锐"的政治嗅觉密切相关。苏雪林"反鲁"案,从本质上说是苏氏向左翼和中共展开的一场政治斗争,但对鲁迅研究也不乏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