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学的儒学文艺观渗透

脱胎于新文化运动的五四新文学,以激进的姿态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极为深刻的颠覆与反思,努力实现着与儒家文化的割裂.然而五四文学无法回避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重大影响,其文学理念又与儒学文艺观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暗合;在创作实践中,儒学传统因子也悄悄渗透于各类文本中,且赋予了新鲜的时代特质.     

抒情作为"主义"与新文学的自我认同

中国文学拥有独具特色的抒情传统,"五四"新文学在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之下,重新发现并激活了抒情传统的现代价值和意义,生成为中国现代的抒情主义.它既受到了诗言志、诗缘情传统的孕育和影响,也有西方浪漫主义的诱惑和催化,并成为新文学的一种话语方式.当"抒情"成为"主义",感情的个人空间受到了一定的挤压,具有了鲜明的意识形态内涵,也遭受到新文学的质疑和批判.新文学的自我表达被纳入西方话语谱系,说明传统"抒情"的路径和意义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新文学也存在着自我认同的焦虑和困惑.     

道德形而上主义与人文精神的资源

张宝明的文章对张光芒、陈晓明、刘士林的观点一一作了回应,指出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不是要不要道德的问题,而是如何摆正道德的定位问题;无论是把道德作为文学的救命稻草还是杯弓蛇影的暗器,都是殊途同归的思维模式;道德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因素决定了知识分子应走"形而下"的外化道路.张全之的文章则追溯了"五四"道德革命的深层缺失,指出其肯定现世人生,拒斥道德形而上诉求,从而使信仰世界出现"真空";影响所及,使新文学创作在世俗化倾向上越走越远.杨庆东进一步指出,中国启蒙运动过于注重道德实践的个体性与个人中心主义,而忽略了道德普遍主义,这直接导致整个启蒙运动关于现代性道德伟大谋划的失败;在当下道德实用主义盛行的文化语境中,对此加以反省,既是重寻人文精神资源的思想需求,也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潘正文试图以更为辩证的态度来理解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文学之争,认为它反映的是自"五四"以来一直未曾解决的两难选择问题,即文学的审美主义性质与启蒙理性的反审美主义之间的内在矛盾;并指出,道德形而上问题的解决,必须紧扣中国语境和中国文学的两难性质,这样才能有的放矢,而不应该以西方的后现代背景作为道德虚无主义的借口.     

论汉语新文学的文化归宿感

汉语新文学概念突破国族地域限制,将全球汉语新文学的发展纳入整体考察之中,避免了离散文学家的归宿地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在世界汉语新文学中的主体和核心地位不仅没有消解,反而更加强化了.汉语新文学的归宿感建立在文化归宿感而不是政治或宗教归宿感方面,它不是以人格化的对象为聚焦点,不是以神化运作为指归,而是聚焦于与新文学传统密切相关的文化事件,以及这种种事件构成的文化情结,这是现代汉语文化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汉语新文学必然归心于祖国大陆的根本原因.     

认同的策略:论鸳鸯蝴蝶派的自我确认

鸳鸯蝴蝶派针对新文学的批判与指认,做出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与自我认同策略,由此与新文学形成了复杂多变的关系格局.鸳鸯蝴蝶派一方面通过群体意识的建立,以社团、杂志聚集同志,致力于自身经典化、合法化叙述的建构;同时也试图以模糊新/旧、雅/俗来解构新文学的等级划分,这种模仿新文学的策略,对于拓展其生存空间有着不容忽视的积极意义;此外,新文学对鸳鸯蝴蝶派由初期的断然拒绝到后来的部分接纳,鸳鸯蝴蝶派对被新文学肯定的感激涕零,体现了二者之间复杂的权力关系.     

从“文学者的态度”到“何谓海派”——多重论争中的“京海之争”及被误解的沈从文

将“京海之争”放回20世纪30年代纷繁复杂的沪上论争中,并且重新细读沈从文在前后时期的系列言论,可以澄清两方面的误解：“京海之争”对沈从文的误解与文学史对沈从文的误解。“京海之争”的演进过程本身就是对沈从文初衷的偏离,“海派”问题在成为显性问题的同时却让沈从文最在意的新文学的症结问题被忽略,文学史也往往关注他所指证的“商业竞卖”,而忽略了他对“名士才情”的隐含指示(周氏兄弟等)。沈从文之批评“海派”的首要目标并不是指向那个“新/旧海派”本身,他所在意的是那些“新文学之旧作家”们的“变”以及由此引发的“人生文学”的变质。但他的矛盾之处在于：他一方面批判沪上商业化对文学造成的恶劣影响,另一方面却无比坚定地信奉自己这样一个在商业化模式下被训练出来的职业作家所操持的对文学的态度和使用方式。他是以一种对于文学的近乎功利主义式的信仰,反驳那些他所认为的文学上的“游戏”“趣味”之态度。     

五四以来新文学与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对话

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发展始终伴随着对中国社会的现实观照,在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新文学不仅形成了自己的传统,也从未停止过与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对话。这种对话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文化精神的传承与发展,新文学以“自觉”的姿态建构新传统的同时,也实现了与传统文化观念的深层互动;二是文化思辨的赓续与演进,新文学在经典建构的过程中,从根本上延续了中国文学对人性、苦难及命运的文化思考;三是文化品格的创造性发展,新文学在新世纪的发展,既是对传统文化品格的深化,也充分体现出立足当下的精神品格。在大力提倡文化复兴的当下,重新审视五四以来新文学与传统文化的内在关系,发掘五四传统的当代价值,探讨五四精神如何走向未来,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构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鲁迅与民间歌谣、谚语

出于对"立人"的期待,鲁迅认识到歌谣对塑造儿童心灵和反映民众生存处境的作用,很早就重视歌谣、谚语的收集整理.创作中广泛运用歌谣、谚语来分析社会现状,讽刺社会黑暗和弊政,揭示国民思想状况,鞭挞国民劣根性;文体上也增强了战斗力,促进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鲁迅通过分析歌谣,让人们认识到民众所具有的高超的讽刺艺术,并运用歌谣的流传和语体的自然生存形态,来探寻中国文学言文不一的原因.鲁迅对歌谣的认识和运用启示人们：民间文学永远是文人创作的一块营养丰厚的宽广土地,尤其在中国文学转型、五四新文学建设过程中.歌谣、谚语对建设生动活泼的"国语的文学"起着重要作用,成为新文学语言建设的重要资源.     

试论汉语新文学的学科理念与知识体系

从“新文学”到“现代文学”有一个清晰的发展嬗变历史,其发展的结果催生了从“文学的现代化”出发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学术.但新文学的“新”所包含的是一种更为开阔的、多元的思维空间.《汉语新文学通史》为我们建构了一种新鲜独到的学科理念和知识体系.它从“汉语”出发,来书写中国新文学史,可谓在“新”与“现代”两者各自的优势之上又一种“新”的开拓.现代汉语无论是作为一种学术立场,还是一种作为一种文学载体,无论是作为文学革命的先导,还是作为文学研究的视城,都鲜明地凸现出其自身诸多的新鲜特质以及无可替代的厚重内涵.     

“五四”与“当代文学”:历史重述中的意义生成与话语转轨

历史总是被不断重述,每个时代都依据掌握话语权力的集团的利益写作"客观的"历史,以至于"历史事实"这一概念不断遭受质疑.在对五四话语的历史分析中,"表述"这个概念揭示了不同意识形态背景对五四"历史意义"的缔造,由此彰显"重述五四"与"当代文学"发生的复杂线索:在五四一代人的论述中,五四的性质和领导权不言而喻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在20年代革命文学,30年代左翼文学的历史叙述中,五四新文化运动尽管被指认为腐朽、没落的文学形态,但作为左翼文学的"驱魔"对象,仍被视为资本主义性质;到了40年代的"延安文学","五四"则被叙述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重述"后的"五四"使得革命话语中的"当代文学"得以发生并得到合法性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