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源流的政治文化再考

0世纪中国文学的源流、传统问题 ,似乎已有了文学史的定论。但是 ,过往的认识 :一是从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或再现考察其演变 ;一是从文学本身的表现中寻求文学本质或规律。近代中国文学自觉与不自觉地走进了政治的系统中寻求生路 ,她不同于简单化的“政治”概念 ,很大程度是政治的心理诉求和文学精神现象的互动认知。新文学源流应该是 ,“文学救国”与“文学革命”所表现的特殊文化语境中的整合现象 ,是文学载体与历史转型交织生成的过程     

热爱思想胜过热爱文学：《新青年》与新文学

作为一份思想文化类刊物,《新青年》并非纯文学期刊,但因为它首次喊出"文学革命"口号,实现了语体和文体的革新,把人的觉醒、个性主义等思想种子播撒到青年人的心中,而被人们认定为中国新文学的发轫与开端,驻留在各种版本的文学史上。从上海到北京再到上海,《新青年》经历了从"同乡"到"同人"再到"同志"的位移;在思想与文学之间,它热爱思想胜过热爱文学。经过一个世纪的时光淘洗,《新青年》被赋予众多的价值和意义,承载了太多的历史与现实想象。     

沈从文严肃文学观观照下的京派和海派

京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其发展衍变的过程可明显地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一向抱定严肃文学观不放的沈从文看来,以周作人、废名为首的前期主要成员,自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已逐渐由积极走向消极,即由积极的社会性文化追求向消极的“趣味个人主义”转化,并于1933年后与“海派”相融合。沈从文的《论冯文炳》、《文学者的态度》、《论“海派”》等文章,实际上是对文学上的“趣味个人主义”和商人习气的共同批判。其出发点完全是为了捍卫中国新文学的庄严性。     

悖离与游移:河南新文学的发生

在从清末民初开始的现代性追求过程中,以儒家思想为基本精神的中原文化与现代思潮、新文化运动思想背道而驰,中原文化的主要根据地——河南,与现代性的冲突与较量显得尤为激烈,公共政治、文化空间呈现出明显的复古与悖离趋势。对于河南现代作家而言,在“外省/中心”的对峙背景下,传统文化精神与现代性追求纠缠在一起,最终形成游移于两者之间的独特的河南新文学面貌与精神倾向。     

《红楼梦》与现代文学的成长

中国现代文学与(红楼梦》有着深刻的渊源,它的成长、成熟除了受西方文化和文学的影响外,还不能忽视《红楼梦》这部文学作品的集大成者。本文认为《红楼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女性形象的塑造、追求自由的个性解放精神等方面有着原型和范式的作用,是中国现代文学能走向辉煌的原因之一。     

中国新文学中的父子母题(上)——以鲁迅、曹禺等人作品为中心的分析

文章分析了鲁迅、曹禺等二、三十年代作家对父子母题的处理及其中所隐藏的文化内涵。父子母题的处理在新文学中有着独特而复杂的文化意义:它既背负着反传统的精神使命,又融入了日常亲情和人生伦理的意味。这种取向的混杂使其意义显得隐晦难明。因而,疏理这种意义隐晦的情形,并借此揭示新文学在精神开掘方面所达到的深度就成了文中之旨。      

论古代通俗小说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影响

从“双线文学”理论出发,五四先驱的文学革新主张已受到了古代“基层”通俗小说的成功经验的启迪。古代通俗小说首先以“言文合一”的语体特色,为五四先驱提供了作家应该“怎么写”的有益借鉴。其次是推动五四文坛树立了以小说为文学正宗之一的新观念,从而使小说成了改良人生的利器。最后在创作的思想寄托等问题上,也给了五四先驱以作家应该“写什么”的积极影响。     

新文学传统的面具:从革命论到后现代性

对新文学传统的阐释具有多样化色彩,不同路径与视域下的解读各具学理特色。融进化论与革命论为一体的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以比较文学思维为基础的启蒙式阐释,1990年代以来的后现代性观念,是其中最为明显的3种阐发,新文学传统犹如戴着这些变幻的面具而存在。从"革命论"到"后现代性",新文学传统显身在不同的阐释者中间,这一切,都可归结为对新文学传统的种种"误读"。最为根本的是,只有回到现代作家特殊时空下的具体生存感受,与新文学对应的文学传统,才会尽可能地贴近新文学的本来面目,回到新文学传统的基座之上。     

论新文学“民本”意识的历史重构

从后五四时期开始,新文学便对自身的文化虚无主义倾向,展开了全面的自我反思,其最显著的表现特征则是:创作主题由"个性解放"转向了"民族解放",叙事主体也由"我"转换成了"我们"。民族群体意识的重新高扬,即反映着"西化"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彻底破产,同时更反映出民族传统文化的强劲力量。因此,新文学是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并以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去重建它的现代性品格,而不是对西方现代性的原文照搬。     

民国文学机制研究中的经济视角 ——西川论坛第一届年会综述

中国现代文学从产生伊始,有关其性质和命名的争论就从未停息。从强调相对于古典文学之新的"新文学";启蒙论与阶级论相抗争的"中国现代文学";到凸显文学自主性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再到宽泛而模糊的现代性视角的引入,在关于自身性质与价值判断的不断更新中,中国现代文学史这一学科既释放出历史阐释的巨大思想活力,又在命名的不稳定性中包含着自我颠覆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