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团运作与中国新文学的文派制衡格局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与各种文学社团的文派制衡有密切关系。多元化的文派制衡造成了中国现代文学高起点运作的格局。当传统旧文学作为强势文化占据社会文化中心的时候,新文学必须结成具有现代内涵和反抗精神的文派对旧文学提出制衡的要求和自我发展的意向,于是,《新青年》社、少年中国学会和新潮社的组成又有了新的意义;当新文学对于传统旧文学和通俗文学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并成功占据了时代文化中心的时候,新文化在时代潮流的推涌和世界洪流的裹挟中成为一种支配性的话语霸权,虽然根深蒂固但已经边缘化了的传统文化也必须形成或者借助一定的文派力量才能够发出反抗的声音,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甲寅派、学衡派,甚至倡导整理国故备受新文化责难的努力社,以及从一个特别的方面客观上对新文化和新文学进行文派制衡的鸳鸯蝴蝶派,都具有了另一种价值。甲寅派对于激进的汉字拉丁化的遏制,学衡派提出将白话和文言都当作现代文化建设的价值成分,鸳鸯蝴蝶派在文学的市场化方面给予新文学可能的制衡价值,都应得到公正的估价。同时,新文学内部也会出现不同文派相互砥砺相互约束的局面,这样才能保证新文学的丰富与繁荣。而所有这些文派都不可能依靠个人的单枪匹马可以运作成功,必须借助于一定的文学社团和文人团体。     

罗蒂新实用主义真理观及对文学理论的观照

作为新实用主义主要代表的美国著名哲学家罗蒂,在真理观上反对真理是思想和对象之间的客观性符合,而认为真理是由具体、历史的群体约定的,避免不了群体因素随机性、流动性和开放性的制约,与实在无关,真理的实现更多地要依靠文学等媒介的“叙述”。这种真理观用想像力代替了理性,用希望代替了知识,同时赋予文学真理指向的意义。一是文学成为真理多元话语中不可或缺的一元;二是文学的性质得到重新理解,传统的反映论被消解了;三是文学批评只有采用民主的、谈话的和面向现实公共生活领域的态度,才能实现文学理论真正的价值;四是文学作品的真理指示意义不仅仅被束缚于作品本身,而是在文本的各种诠释中体现出来,即在交流中具体实现。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编年》

正全书以年月日的编排方式,反映自1900年1月1日至1949年12月31日中国文学的现状、变化和发展。本书的涉及面远非文学一端,涵盖面相当广泛,篇幅浩大,入选作家有一千五百余人,至于列入的报刊、作品等则以数万计,还附有多种索引,便于读者查阅。不仅反映新文学,还反映通俗文学以及用古文创作的文学;不仅反映中国作家自著的文学,还反映外国文学在中     

“五四”时期傅斯年文论中的论述策略及文学革新观

"五四"时期,傅斯年在文论中有意采取面目模糊的文学定义,背后隐匿了其新文学观的论述策略,即借助歧义丛生的文学定义,获得"文学革新"的自身合法性,进而阐述文学革新观。傅斯年把现代文学变革放置在中华古典文学演变的大语境内,以历史的变革惯性来论证"文学一物,不容不变";没有割裂新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关系,而是利用古典文学内在变革的规律,规训和证明新文学的存在,得出文学的进化与革新是中国文学历史发展中的内在要求这一结论。值得注意的是,傅斯年文学革新观的内在特质突显了文学的"时代精神",从而使文学与时代、社会建立紧密联系,未尝不是一种新的"文以载道"。     

一本“迟到”的学术著作——读沈光明《留学生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

正讨论留学海外的知识分子在中国文学与文化现代转型中所产生的影响和起到的作用,这并不是一个新颖的话题,近40年来,已有不少学者就这个论题做过一定的探讨与阐发。新时期以来,贾植芳、彭安定、刘洪涛、李怡、郑春、王少杰等学者曾撰写了多篇论文来谈论留学生与现代文学的关系。自然,对     

新文学的发生

笔者从新文学的命名谈起,在梳理文学史研究中关于新文学发生的主要观点与发掘新资料的基础之上,对新文学发生的源头做了系统而深入的分析,认为白话文学传统、近代文学革命与近代翻译文学,孕育了内在的文学生命脉息;封建帝制的结束,科举的废止,国内新式教育的发展,留学生的增加,中外学术交流的扩大,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的迅猛发展,社会生活的急骤变化,新兴社会力量的快速增长,新闻出版业的迅速壮大,大一统思想统治局面的土崩瓦解,十月革命的强烈刺激,思想革命的急切呼唤,国语运动的携手相援,一并促成了新文学的诞生.     

在传统中间寻找异路——论废名的方法学意义

废名的创作富有个性.他的基本思想是不满于新文学的西化发展方向,转而试图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中寻找新文学的源流.当然,废名不是单纯地回到传统,而是有意识地借用传统,其方法和思路都是创造性的.他并不放弃西方文学的技巧,而是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二者的融合.废名在传统中寻找资源思想和创作实践在1930年代并非个案,其思想体现了与周作人、朱光潜等作家的精神联系.废名对新文学道路的反思体现了新文学本土化的集中要求.而且,他创造性的创作实践具有开拓性意义.当然,他的探索也有不完美处.遗憾的是,后来者忽略了废名思想和探索的意义,没有出现足够的后继者和发扬者.     

日本经验与中国新文学的激进主义

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和发展都有留日学生的发动与参与,在日本的学习和生活经历建构了新文学作家的生存经验,也影响到他们的思维方式和精神心理。日本经验的矛盾与丰富,特别是有关民族国家的创伤性记忆,使新文学在反抗传统和建构现代的过程中生成了某种焦虑心态和激进主张。但是,留日学生并非都是崇尚革命或信奉激进主义,他们也有享乐、颓废和唯美化的倾向。新文学的激进与自由并不是不同事物的不同特性,而是同一事物的不同侧面。     

启蒙话语交锋与“民族形式”文艺论争的实际内涵——以胡风的质疑为视角

20世纪40年代前后文艺的“民族形式”论争，涉及了如何利用旧形式、评价“五四”新文学等一系列的理论问题。胡风对“民族形式”论争的分析，既批评了通俗读物编刊社“新质发生于旧质的胎内”的观点，也与其他左翼作家的意见不同，实际上是坚持鲁迅所开创的“五四”启蒙文学传统。胡风的质疑和被批判，显示了“民族形式”运动文学与政治意识形态纠缠的实际内涵，同时也标志着知识分子被改造命运的开始。     

《法国文学他化译从》笔札

近年来我们团队启动了"法国文学他化现象研究",<法国文学他化译丛>的编译是其中的一项基础性工作.选择这样一个工作面,目的是想近距离地接触法国现当代文学他化的文化生态环境,跨学科地观察法国文学他化的领域交叉状态,多方面地采集法国学术界的相关反响,尽可能充分地掌握第一手资料,将文献搜集与专题开掘紧密结合起来,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提供多层次的学术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