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新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唯新主义”以其特有的活力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中逐渐形成了特定的价值审择标准,而这一标准在五四文学革命中被展现得淋漓尽致,也在文学革命中发挥出了奇迹般的思想范式魔力,并且影响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方向.究其实质,这一文学观无非是将文学放在进化论的砝码上锱铢必较.必须看到,文学的审美价值并不能按照科学进化论的价值加以审择,削足适履式的将其运用于文学领域,必然造成文学价值评判标准的混乱.回首这一审择,新文学的隐患时断时续.     

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反思与展望

中国当代文学最根本的弊病在于缺乏理想性、超越性和精神性.长期以来,我们都渴望伟大作品的出现和文学大师的出现.中国新文学经过近百年的积淀,也应该是能够出现大师的时候了.大师的真正标志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写出灵魂.中国文学应该在写出灵魂、写真实或诚实写作上取得真正的突破.     

两次伟大的“文艺复兴”——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与五四新文学

在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比较研究中 ,人们很少将注意力投注于意大利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之中。本文旨在通过“文的自觉”和“人的发现”两个方面 ,考察五四文学接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文学的影响 ,从而比较探讨作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五四新文学的价值意义。     

世纪相伴话沧桑——现代化视野中中国新文学传统多重话语综议

现代化视野下中国新文学传统观呈现出多种的叙事形态:革命化叙事、现代化叙事,日常生活叙事等.从历史哲学、社会政治、文艺美学诸种学科的角度,对它们的发展脉络、基本特征进行深层阐释,可以看出,多种传统观叙事先后分途发展,又彼此交织、互动"层累".现代化大叙事作为理论框架具有其特殊的优越性,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由此说明了主体审美选择的重要性.     

《苦闷的象征》与中国新文学关系考辨

厨川白村文艺论著自"五四"以来进入中国,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状况,从中可以看到学院文化、社会文化认识或接受的不同,看到鲁迅与周作人截然有别的认识和理解及其对中国新文学的影响.鲁迅译介<苦闷的象征>等文艺论著具有独立特征,使之在中国新文学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并显示出他与厨川之间的差异;他通过与俄国文学的联系,深化了厨川文艺论著蕴含的生存意志论、生命哲学和精神分析学,体现了中国新文学产生和发展的独立形态和意义.     

胡怀琛的白话文写作学与新文学教育

20世纪早期的白话文写作学具有新文学普及教育的意义。胡怀琛结合自己的写作及教学经验,整合文字学、语法学、修辞学、文学理论等学科知识,初步建构起一套白话文写作理论。胡怀琛借鉴现代西方语言与文学观念,区分文学与非文学之文体差异,藉此凸显新白话文学的美学追求;另一方面,其白话文写作学以汉语文化为本,遵循母语审美基本原则。胡怀琛的白话文写作学开启的是一条新旧通变、中西兼融的新文学创作路径。       

《天下》月刊与早期中国新文学的对外译介

创刊于1935年的《天下》月刊是民国年间影响最大、水准最高的英文学术刊物,其旨在"向西方解释中国文化",以期增进东西方之间的了解。而文学译介就是他们选取的重要手段。将正在发生的新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经典翻译介绍给西方读者,《天下》月刊成为了新文学三十年里,中国文学对外贸易的重要平台。1930年代是中国左、右及各方政治文化势力交锋激变时期,《天下》力图保持中立,但还是显示出自由主义的文化立场。伴随着文化交流的这场文化贸易从一开头就显示出巨大的不平衡,表面是文化命运,而背后真正的原因则是国运。弱势民族国家如何向世界推销自己的文化成果,《天下》提供了考察此一问题的绝佳样本。     

没有辛亥革命,何来五四文学——辛亥革命与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生

对于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生,目前流行的观点有两种思路:一种是强调五四文学革命直接受益于新文化运动,五四文学革命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构成,其价值取向直接来自新文化运动的民主、科学的新文化想象,晚清以来的主流文学作为一种渐变的铺垫,在新文化运动之际终于发生突变——这是“文革”结束以后,大陆文学史普遍采用的一种的文学史模式;另一种是世纪之交舶来的思路,即王德威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观点,强调晚清以来被大陆文学史忽视或“压抑”的非主流文学(狎邪、公案、科幻等小说)具有不可忽视的现代性.     

清末民初的文学思想流变与辛亥革命的发生——以报刊媒体的演进为例

清末民初的文学思想流变与辛亥革命的发生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具体说来,白话的生成、文学的演进及其与报纸杂志的结合,并通过报纸杂志的传播、引导,社会各阶层人士最终形成松散的合力,奠定革命的基础,最后完成了颠覆帝王统治的封建制度,开辟了近世现代化制度新的篇章,同时,也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早早地播下星星之火,为后来新式文学遍地燎原起到张目之势.梳理清末民初报级杂志的演进方式,对于重新认识这一过程在文学史中的文化意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论辜鸿铭与五四新文学

作为批评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的话语之一,辜鸿铭的文学-文化批评理论与批评实践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原因在于当时中国文学批评对辜鸿铭的话语资源背景不熟悉,对其话语理论缺乏了解,以及辜鸿铭的文学-文化批评文章大多用英文写成而且刊发于口岸外文报刊.迟至今日,仍然没有"注意"到或者没有必要地"强调"辜鸿铭对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的批评,则显示出文学史研究的一个不应有的"盲点"或文学-文化视野上的缺陷.辜鸿铭的文学-文化批评理论,与欧文·白璧德、<学衡>知识分子群体的新人文主义批评在批评的话语资源背景以及实践语境诸方面具有相当程度的契合.这种思想的关联性的被"发现",不仅将有效地平衡"学衡"派知识分子对于五四新文学-文化批评的历史叙述,而且还将现代中国文学中的"反自由主义"思潮上推到19世纪80年代前后的辜鸿铭那里,并使得那个时代的中国文学-文化批评已经呈现出一种令人惊异的"世界性"和"现代性"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