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引入与文化抉择——论新文学阵营与学衡派对外国文学的引介

在五四时期对外国文学的引介中,新文学阵营与学衡派都引介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目前学界已经关注到处于文化弱势的学衡派在引介外国文学方面的贡献,但是对其呈现的引介特色未能从社会文化层面去追溯其根源。本文以新文学阵营的《小说月报》和文化保守主义派的《学衡》为研究对象,描述两份杂志引介外国文学的大致面貌,比较它们之间呈现的差异,并说明差异的产生与特定社会语境下知识分子的文化抉择密切相关,而赞助力量的参与最终决定了差异格局的生成。     

“五四”的改写与重塑——兼谈四十年代的文学转折与“当代文学”发生问题

在上世纪40年代的文学转折中,"五四"的性质和文化领导权发生了异乎寻常的变化。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高扬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以及"启蒙主义",随着毛泽东延安时代审美体系的确立、无产阶级"新的人民文艺"历史时期的降临,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到来而被重新塑造。由此,"无产阶级五四"的"历史价值"得以浮出历史地表。这构成了"现代文学"终结、"当代文学"发生的关键性因素。     

"他者"叙事的遮蔽--新文学男性大师笔下"女性被讲述"文本剖析

新文学男性大师作为妇女处境的代言人,基于那一时代共同的历史愿望,这些新的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巨型话语的具体操作者,他们在讲述女性故事的过程中,难免会有所侧重和删削,有所整合和背弃,有所遮蔽和忽略,甚至会有意无意地泄露出这些讲述者的男性身份、男性视点.     

意义张力的消解:“汉语新文学”概念之于金庸研究的价值

对于金庸及其小说出现了反差极大的评价,褒之者誉之为中国文化英雄、民族神话的创造者,贬之者斥之为祸国殃民的文坛妖孽。如此过度的褒贬其实都是国族意识导致的意义张力作祟的结果,而这种意义张力来自于特定的研究对象个体与国家民族等宏大语境之间造成的巨大落差。中国现代文学或20世纪中国文学等学术概念和学术平台自然而然会激发评价者的国族意识,从而不可避免地形成意义张力对学术的干扰。汉语新文学的视角避免了宏大语境的自然渗入,也就规避了意义张力对学术评判的干扰,从而为金庸研究回归学术理性提供了可能。     

王统照与中国新文学出版传播活动

王统照是一位"诚笃,严谨"①、"朴实,诚挚"②的作家和学者,也是一位"一丝不苟地担起全部责任"③的编辑.以新文学的"美、善、知",去"感化"、"薰浸"读者的心灵,让"真的文学的根"由"人之心内茁生",是王统照自觉的文学使命,也是他自觉的编辑使命.在中国现代文学出版传播史上,王统照是一位有着真诚风格、"真"的心性及其哲学理性的编辑大家.其魅力缘于他的赤子般"纯念"和孺子般"真诚".他倡导"不阿私"、"不回避"、 "不唱高调"、"不容‘市侩主义'"、"不‘骑墙圆滑'"的编辑批评态度,反对言过其实的标榜和心怀歹意的攻讦;主张编辑鉴别"只以作品的价值为准","视其艺术的如何为准,绝不有所偏重";编辑方法"不必一律从同,像每一个作家一样,各有其姿态与风格".探索<编后记>作家作品评介及专栏介绍和世界文学译介的编辑特性与侧重;认为,编辑是作品与读者的推介者、整合者、批评者、鉴别者、倡导者和刊布者.王统照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与文坛各路名家一起共同把文学出版物编辑水准推向一个高峰,其编辑范式被借鉴袭用至今.     

从课本到课堂：1930年代的新文学研究生态

1930年代的“新文学”教学一方面通过学院内的经典化学术生产体制,不断反思与总结新文学的既成格局;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此课程与大学校园内正成为风潮的新文学写作热潮达成呼应,通过课堂发掘并培养新文学人才,从另一向量促成新文学的进一步长成。在这个意义上,新文学课堂讲稿与其课程设置之间实际存在着某种张力,讲稿的系统化实际上要求着密集地传递知识;课程设置中大量出现的习作则彰显出一种活泼泼介入当时文学生态的意图,这实际上是对传统中文教育国学传统范式的某种颠覆。将新文学作为研究对象并能够得到各大高校的容忍或说是接受,这本身就是新文学进入大学课堂这一突破性成绩的进一步延伸。     

论汉语新诗发展格局中的香港新诗

汉语新诗的成功,香港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是因为香港新诗界经过数十年的探索与实践,建立了迄今最为完备的新诗运作机制.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在汉语新诗领域的真正定型,也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开放的香港.香港新诗通过对香港这个特殊的区域诗兴情感的抒写,为汉语世界保存了卓然独异的都市诗歌和南国情愫.只有在世界化的格局中审视,汉语新文学和汉语新诗才有了新的价值体系,才有了新的传统内涵.香港始终处在面向世界的开放状态,它应该而且能够承担起汉语文学和汉语诗歌走向世界文学的重大历史责任.     

黎锦明：一位中国新文学的助推者

黎锦明为推进中国新文化运动尽过努力,跟随新文学前驱者呐喊助威过,但其文献没有完全整理结集出版,学界对他的研究不够全面和深入,对他的评价定位也不一,因此,我们有必要从他遗散的作品中摘取几篇时论、文学作品来感知了解其思想历程,及其文学创作发生发展的情形,以历史视野解读黎锦明新文学文艺观的现代性特质,探讨其为一位中国新文学的助推者形象。     

“五四”新文学与现代文化伦理观念确立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标志。现代文化伦理观念的建构,与新文学,尤其是现代小说的诞生与发展有着内在的关联和彼此的呼应。作为历史转折点和现代社会的入口,"五四"自身具有文化断裂和文化新生的意味,其文化场域与历史语境中的主体———人的追问、寻找和表述,都意味着建构主义意义上的自我生成与外界重构。"五四"新文学在话语体系上,在作家的文化视野里,现代之人的发现,现代文化伦理观念的确立,成为最突出的主题和时代表征。     

《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新文学”本位观质疑——以学衡派的定位为例

为了在1930年代证明五四“新文学”的合法性,《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在编纂《文学论争集》时,通过否定“旧文学”来强化其“新文学”立场,但将学衡派这样的现代性矛盾统一体贬为“复古派”,暴露了这种二元对立模式的排他性和策略性,《大系》也因此割裂了自己和传统的联系,窄化了“现代文学”观念,这种遮蔽和重构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