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大学与新文学的交互关系

燕京大学是近代著名的私立教会大学,曾是民国时期中国高等学府的代表之一。创办33年的燕京大学在1952年中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中被合并而最终消失,但其在新文学史上遗留下的足迹却值得后人铭记。新文学的发生和发展离不开大学教育,燕京大学的文学教育和文学活动受到当时新文学思潮的影响不断获得质的发展,同时又通过自身兼容并包的自由前进姿态进一步推动着新文学的现代进程。文章从民国时期著名私立教会大学——燕京大学入手,分析探讨燕京大学与新文学的交互关系。     

外来文论的译介及其对中国文论的影响——从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译本谈起

本文首先对 2 0世纪前半叶我国对外国文论译介情况进行回顾 ,进而通过分析第一部文学概论译著 ,即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 ,探讨外来文论传入中国的路径及其所产生的影响 ,并寻求中国传统文论向现代转型的具体轨迹。     

《红楼梦评论》与新文学悲剧性现实主义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开创了红学研究的新领域,同时也带来了西方文学的悲剧理念,《红楼梦评论》带来的对《红楼梦》的悲剧性现实主义的认知对新文学初期的创作倾向起到了引导的作用,新文学的作者们从中借鉴吸取了创作动力,奉献了新一代的经典作品。     

新文学翻译与文学现代意识建构

新文学语境中的翻译是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话语资源和动力,具有意识形态功能.新文学译者以面向西方的开放态度,创造出全新的反传统、反专制的翻译文化环境,并培养起新的主体性及认识世界和反思自我的方式,在翻译中形成了新的美学形式.     

20世纪早期中国流行歌曲的文学性

20世纪早期中国流行歌曲是现代都市的产物,是"五四"新文化的余绪,反映了启蒙背景下都市市民的审美情趣和价值趋向。蕴涵着新的都市审美情趣的这些流行歌曲具有丰富的文学性内涵,它反映现实、干预现实的文化情怀与都市书写,蕴涵的追求科学、民主的时代精神,对古诗词经典意象、词句和典故的移用以及歌词整体上所呈现出的昂然诗意等都体现出独特的文学性内涵。中国早期的流行歌曲之所以具有恒久的生命力,正是在于其丰富的文学性内涵,而这种文学性的多层次构成及其完美组合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艺术文化的创新与继承、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而真正具有恒久生命力的艺术总是站在时代制高点上结合时代感与传统意象,任何激进的偏废对艺术和文化的发展都是有害的。     

偶然中的必然——论阿英成为新文学史料学的开拓者的原因

阿英成为新文学史料学的开拓者,看似偶然,却是必然.通过对新文学第一、二个十年文化背景、文学背景、史料学背景的梳理和有关数据的统计,以及对阿英个体因素的分析,可以认为阿英成为开拓者既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个人自觉的追求.     

司马长风与尹雪曼的新文学史书写之比较

司马长风和尹雪曼的中国新文学史书写是两条时有交叉却又渐行分离的相交线。他们都是在而立之年离开中国大陆,在知天命之际陆续收获新文学史书写成果。但受时代背景、文化氛围和知识分子场域等因素影响,两位新文学史家表现出不同的关注重点。前者构筑了一种非功利性的浪漫主义抒情基调;后者则立足现世,以诚恳真挚的观照态度在官方和个人话语间游走,并最终确立多向性的文学追求。论文以司马长风和尹雪曼的新文学史著作为基点,分别从写作体例、审美原则和对"民族性"中心的阐述三方面入手,以期探析二者于共性游子情怀背后不同的美学位置选择。     

作为事件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关于言志、公安派、小品文的论争

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把文学分为载道、言志派,并以二派的起伏描述中国文学史的变迁.钱钟书、朱光潜等批评者认为,周作人的言志、载道,区分在于文学内容之思想与情感;实则,周作人依据即兴与赋得的为己与为人之不同.针对周氏新文学运动是明末公安、竟陵派复兴之观念,阿英、陈子展、许杰等批评者或者把新文学看作载道文学以截断其与明末言志派文学之联系,或者从社会经济方面说明新文学发生之因.周作人与批评者的根本分歧在于,小品文是言志,抑或载道.周作人舍弃"人的文学"中的人类主义和人道主义,独尊个人主义,把革命文学看作载道/遵命文学,从而从"叛徒"走向"隐士";而鲁迅、阿英等左翼文人提倡小品文的战斗性,意识到干预时代和社会之可能性,从而徘徊于"十字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