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认同的血缘性重建--以海村京族人为例

本文对1949年以来海村京族人族群意识的变化进行了考察。认为,客观文化特征的不断消退,族际交流与族群互动的日益频繁,族群认同上功利性取向的不断增加以及“法定”的民族属性对京族认同的冲击,使海村京族人的族群认同面临表述上的危机。为了应对这种危机,海村京族人不得不重新利用血缘关系的不可替代性来重新构建其族群认同,并以此为基础复兴京族传统文化,强化族群成员的族群意识。     

农业类型的演变与戎狄族群的兴起

农业类型的差异是古代中国区分华夏与戎狄、我族与他族的重要指标之一。春秋以前,在中国北方地区先后形成了旱作农业、非典型游牧农业和游牧农业三种具有地域性色彩的农业类型。新石器时代早期至晚商以前,北方地区农业类型的趋同发展与区域内部的频繁交流,是造成华夏与戎狄在族源关系上呈现复杂面貌的原因所在。晚商以来,非典型游牧农业类型在黄河上游-西辽河流域的发展演变呈现出区域性差异：甘青地区非典型游牧农业类型率先向游牧农业类型转型导致西戎族群最早成为威胁商周王朝西部边疆的劲敌;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和西辽河流域非典型农业类型的分化,使北狄族群出现于山陕北部与燕山南麓地带。     

试析鲜卑山时代鲜卑部落的族群结构

史书记载的 “鲜卑山”共有五处,通过对比分析可以发现,这五处“鲜卑山”实际上指的是三座山,即鲜卑的发源地、位于大兴安岭南段的“大鲜卑山”,朝阳附近、混有乌桓、匈奴部落的慕容鲜卑部落联盟聚居地“鲜卑山”和敦煌附近、以鲜卑为主体,包含乌桓、匈奴及氐、羌部落的吐谷浑部落联盟聚居地“鲜卑山”,这三座山不仅是鲜卑族兴起和发展阶段的展示,更是鲜卑诸政权的摇篮,对我国古代历史的走向有着重大影响。     

仪式展演与象征意义：民间仪式中的多神信仰及其社会功能——三川土族“纳顿”节及多神信仰习俗的人类学考察

信仰是一种观念,仪式却是一种实践.民间仪式的社会功能在于加强社会的凝聚力,把社会的价值灌输给个人;仪式也是演绎着社会的冲突与平衡的舞台.现代人类学通过反思仪式及其展演,透过仪式的象征秩序和象征意义,揭示它与社会政治、经济等的关系."纳顿"傩祭遗俗,不仅仅是人神共舞的民间舞台,它还是民间底层社会资源、权利、公共空间、经济利益等分配、再分配的博弈场域;这里也是乡民社会秩序整合与调适的平台,是民族文化传统延续、再延续的生命场.但是,在一种全球化话语的背景中,变适毕竟是难免的.     

区分与固化：非遗保护视野下族群身份标签化及其相关问题——基于香格里拉三坝纳西族非遗传承的两个案例

在现代性视域下,“祖先的东西”被看作是一种文化再生产的资源,族性的策略性表达是这一资源博弈下的产物。香格里拉三坝乡围绕非遗传承与族群身份表达展开的一系列实践,呈现了各个实践主体在其中的谋略与行动及其嵌套的逻辑。这些实践可被视为当地居民对族性身份的再造,这也在客观上造成了传承人民俗身份的格式化。基于族群身份理论视角,对基层非遗实践的现代性逻辑进行反思,呼唤非遗社区传承从竞争性伦理走向协商性伦理,将成为可能。     

远距离民族主义:离散族群的跨国政治认同与实践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离散族群与祖籍国的联系日益紧密,他们对祖籍国怀有强烈的政治认同并发起或参与指向祖籍国的远距离跨国政治活动,成为当今全球政治的一个重要现象,被学术界称为“远距离民族主义”。作者认为促使远距离民族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因素主要有几个:一是离散族群对祖籍国或传统居住地的归属感,二是政治流亡者的动员,三是双重公民身份或双重国籍的存在,四是现代交通、通讯为远距离跨国交流带来的便利。第一个因素至关重要也必不可少,但并非完全具备这四个因素才能产生远距离民族主义。许多国家在舆论、组织机构和法律政策上对离散族群参与祖籍国的外交和政治事务给予了程度不同的支持,甚至成为远距离民族主义的主导者。作者认为,远距离民族主义曾在历史上推动了反殖民斗争最终使许多国家获得了独立,有时也为改善居住国与祖籍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这些是应该肯定的。然而,它给离散族群的居住国和祖籍国的民族国家建设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也不容小觑。     

赫梯国王名字的演变及族群认同构建

赫梯人所建立的赫梯文明及赫梯王国具有多元文化交融和多民族共存的特点,这在赫梯国王名字的历史演变中得以窥见。赫梯国王名字的由来包含了城市名、神灵名、高山名和祖先名等多种来源,而赫梯国王名字的由来及其历史演变同时也反映出国王名字在文化上的多元性,在寓意上的积极性和时代性,以及赫梯人对王权权威性、合法性和王位正统性的追求。赫梯国王名字的演变及其文化特征是赫梯族群认同构建的必然结果。在多民族文化并存的状态下,赫梯人通过文化选择的方式逐渐形成了服务于赫梯王权的族群认同体系,这一体系在赫梯帝国灭亡之后甚至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原生论抑或工具论——读《族群与边界》对于民族性的解释与思考

巴斯对于族群的边界、族群认同及族群间的互动等方面有着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族群是社会建构的,调查群体的实体和意识形态时注意力应该聚焦于群体边界,并把族群互动作为讨论的中心,认为族群认同的形成贯穿于吸纳和排斥的关系过程中。其对于巴斯的观点也作出了具体而详细的梳理,看到了田野调查对族群研究的重要意义。最后他将富尔人和巴加拉人的族群融合与拉迪诺人和土著印第安人的相互排斥进行对比,并通过民族性的原生论和工具论进行充分解释。     

试析印度的那加人问题

印度的那加人分离主义运动是亚洲持续时间最长、发展演变最复杂的分离主义运动之一,也被称为印度东北地区的“叛乱之母”。那加人问题的核心是少数族群与中央主体族群的矛盾,这种矛盾的产生有其独特的历史和现实根源。印度政府从促进民族和解、增强国家认同的理念出发,采取了一系列应对之策。分析这一案例有助于我们对印度民族政策和联邦制度运作的深入了解。     

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制度性国家认同的实现机制

个体身份认同的基础是利益需求的满足.在我国,要实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国家认同,除进行国族重构和文化融合之外,还需寻找到一个能超越族群差异的制度认同基础,从制度维度对国族认同与文化认同进行补充,三维立体式地构建中华多元一体的国家认同大厦.我国建党在先、以党建国、党政同构和党国同构的鲜明特点,决定了实现制度性国家认同必须以执政党认同为基础.在少数民族地区,公民是以原生性特征为基础还是以执政党及其制度为基础来进行认同,取决于二者谁更能深入持久地积极影响和改变少数族群的生活.在执政党认同、制度认同、国家认同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三者可以相互促进、转化,也可相互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