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舆情评估EHA三维指标体系的构建

随着网络在我国的兴起和发展,网络舆情的评估已经成为评价和预警社会形势的重要指标.通过对现有舆情研究的调研和分析,得出由舆情要素、舆情热度和舆情活性3个一级指标、7个二级指标以及14个三级指标共同构建的网络舆情评估的EHA三维指标体系,并对各级指标给出了详尽的分析和阐述.     

全球网络安全规范研究：解决技术与理念的步速落差

全球网络空间安全已经成为国际互动的一个复杂维度,国际政治、经济事务需要建立规范以应对网络技术革命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变迁冲击。而学术探讨是形成行为规则的思想基础。目前的网络安全规范研究与实践,存在技术不断进步与理念仍然滞后的步速落差。为此,相关的规范研究,就要在学科交叉的基础上,把握网络空间的关键特征、超越西方与非西方的分野、建构基于互联网场景的思维并超越网络主权概念,同时还要积极发挥多元主体的规范倡议作用。由此,寻找一种基于现实技术与人文传统的网络安全伦理原则、行为规范和价值观,以便把有影响者束缚在规范、法律和特定价值观内。     

重大疫情应对中网络信息的“思想分析”探究

科学运用“思想分析”方法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自觉和方法自觉,能够有效提高网络信息的治理水平,为疫情防控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切实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在重大疫情防控和网络信息治理实践过程中,运用“思想分析”方法要明确哪些网络信息能够成为思想分析的对象,同时要明确“思想分析”的主体,以思想及其关系为对象,对其内含的认知能力、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政治立场等要素进行结构化分析,以发现其中存在的“思想问题”并进行积极的引导,从而实现对网络信息的有序组织和管理,服务于重大疫情的防控工作。     

新冠疫情的网络舆论生态及其舆情治理

新冠疫情中的网络舆论生态在全球抗疫的国际舆论之下显现“中国声音”和“中国经验”,由此生成了复杂多元的网络舆情。只有充分发掘人类理性,尤其是中国式治理的启蒙精神,才能更好地实现后疫情时代的生产、生活目标,并探索出一条网络舆情治理的路径。为此,国家公共治理现代化体系的建构,必须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内在需求。解决“疫情社会”出现的问题,要靠 “中国力量” 的贡献,还要靠“中国声音”背后理性的启蒙实践。     

我国网络舆情研究的进展分析（2014—2018） ——基于战略坐标图

为揭示我国网络舆情研究领域的热点主题及其之间的关联,提出现存的问题及未来的趋势,抓取了2014—2018年CSSCI来源期刊刊载的网络舆情相关文章的关键词,构建高频词的共词矩阵,使用聚类分析将高频词聚集成7个类团,并采用战略坐标图揭示类团内部及类团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我国网络舆情研究主要集中在舆情传播的仿真建模,基于大数据的微博网络舆情传播模式,突发事件、公共热点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的网络舆情演化等7个领域。我国网络舆情研究存在对舆情传播中个体特征的研究较少,对微信以及移动互联网环境中舆情的研究较少等问题。移动互联网环境中网络舆情的传播与演化、个体情绪认知对网络舆情传播的影响等是潜在的重要研究主题。     

网络空间的重组与分化：以微信朋友圈为例

在网络化时代引发的诸多变迁中,社会空间的生产变革具有独特的意义。区别于工业社会的社会空间,网络空间呈现出独有的空间特征：缺场空间的“脱域”特质,蕴含网络权力逻辑的流动性,兼为民主政治领域和私人交往领域的赛博空间。微信朋友圈从空间的视角维系和重塑了网络社会的社会关系,并在其发展中不断生产着社会性的空间,塑造了个体化趋势和圈子文化并存、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属性兼备、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融合与再生产的社会空间。微信朋友圈以中国化的方式生产出本土性的互联网公共空间,彰显了网民的能动性,创造了别样的空间生产逻辑和公共价值。     

文字狂欢的背后——从弹幕窥析新媒体传播

近10年弹幕网站日益发展壮大,成为诸多网络流行语的诞生地。弹幕作为一种亚文化的技术呈现,为受众提供了想象的空间与解构话语权威的路径。但以弹幕网站为代表的新媒体平台并没有真正发挥出意义建构的作用,新媒体对文化意义的建构还有待于受众对新媒体技术的掌握和自身文化素养的提高。     

可预测性灾害中网民情感传播特征研究

以台风“山竹”为例,基于微博数据,综合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文本情感分析等方法,分析网民情感传播网络的结构特征、传播层次及路径,探究关键节点的情感影响力和传播路径上的情感变化,并总结出网民情感传播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可预测性灾害中灾前阶段的网民情感传播最为活跃,变化也更为复杂;网民情感传播路径较长,情感倾向会受到多个传播节点直接和间接的综合影响;网民情感传播路径上转发量较大的关键节点对网民情感的影响力更为显著。     

网络表达追责的法治理性研究

网络表达追责存在法条适用形式化、刑事政策偏重倾向：一是“社会秩序”“社会危害”认定的模糊性,表现为“社会危害性”解释的主观性,缺失“危害社会秩序”是否适合诽谤罪、“社会危害性”认定是否宜于采取优势证据标准的考量;二是以“寻衅滋事”追责须强化法条的实质性解释,强调援引“寻衅滋事”适用对象的明确性及法益取舍的恰当性;三是应当严格诽谤入罪条件,即以民事责任优先政策弱化检举不实言论的诽谤罪适用。     

网络集群的自组织特征 —— 以“南京梧桐树事件”的微博维权为个案

近年来,伴随着急剧的社会结构转型,我国新的社会身份和社会认同群体也随之产生,在网络中的政治表达和利益维护活动增多,在这些网络讨论的集群内部,参与者会自发形成一定的秩序,推动事件的进行。本研究利用自组织理论作为分析框架,选取"南京梧桐树事件"的微博维权集群为研究对象,重点考察网络集群参与者之间从无序到有序的互动过程、整个系统的演变规律及其与外界的互动机制,由此总结出网络集群中的自组织特征,从而相对准确地把握虚拟社区系统的发展、演化阶段,为更好地理解互联网的社会功能起到借鉴作用,也为政府有关部门做好群体事件的预防工作提供理论和策略上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