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是否已经成为东亚地区的锚货币?

对日度和月度数据的实证分析都表明,2005年7月至2008年8月,人民币已经成为林吉特和新加坡元的锚货币。对日度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2010年6月至2014年9月,人民币的锚货币地位有所提升,印尼盾、林吉特、新加坡元和泰铢的货币篮子中都检测到人民币的存在;而对月度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人民币没有充当东亚地区的锚货币,东亚经济体汇率制度弹性在增大。除此之外,研究还发现,美元在东亚地区的锚货币地位有所下降。中国应充分考虑东亚汇率制度的变化,积极采取措施降低美元对人民币的影响,提高人民币汇率制度弹性。     

Knight 不确定与随机汇率下外商投资决策

在奈特不确定及机制转换环境下研究了汇率变动对跨国投资决策的影响。首先,通过It?公式,推导得出机制转换环境下利润流的动力学方程。其次,利用最大最小期望效用(α-MEU ) 偏好模型对项目投资期望值进行了刻画。再利用随机分析方法推导出在奈特不确定及机制转换环境下考虑汇率变动的项目预期价值公式及利润流临界现值。最后,对结果进行数值模拟,分析了不同参数对跨国投资的影响。     

我国金融风险的防范

始于1997年7月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亚洲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其根本原因在于受害国自身金融结构和体制上的弊端。我国为亚洲金融秩序的稳定作出了贡献,但金融危机的隐患不容忽视。应当树立金融风险意识,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强化中央银行的监管能力,建立金融风险的预警体系,以加强金融风险的防范。     

论汇率变动对贸易条件的影响

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分析汇率变动对贸易条件的影响。贸易条件是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贸易条件的改善和恶化直接影响一国实际资源的流入和流出。从理论上来说,汇率与贸易条件之间有十分紧密的联系,汇率变动即可以改善一国的贸易条件,也可以恶化一国的贸易条件,究竟是改善了一国贸易条件还是恶化了一国贸易条件,取决于该国进出口商品的供求弹性及汇率变动后进出口商品的结构和出口商品的生产成本的变动     

汇率机制、内外均衡与经济转型

现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在实践中存在"管理"有余而"浮动"不足的缺陷.要在后危机时代顺利实现经济转型,必须进一步推进我国汇率机制改革.一要提升汇率的市场化程度,加快市场取向改革向要素市场扩展的转变;二要克服非理性的"浮动恐惧症",促进外部失衡向均衡的转变;三要化解汇率稳定与币值稳定的冲突,促进内部失衡向均衡的转变.     

G-3与母国货币汇率波动对中国FDI流入影响的实证研究

影响中国FDI流入的因素很多,其中来源国货币对G-3汇率波动是一重要但却被忽视的因素。本文基于真实汇率增长率标准差的汇率波动测度模型,计算出中国FDI吸收的部分主要来源国对G-3汇率的波动值,检验这一波动值与中国FDI吸收值的长期关系。结果表明:在2000-2007年期间,各国货币对G-3汇率波动对中国FDI的流入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而在2008-2009年期间,国际金融出现动荡,这种汇率波动对FDI流入的影响减弱。     

生产分割、出口绩效与汇率调整的有效性——基于VECM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探讨了在生产分割条件下,汇率对出口绩效的影响。发现出口绩效、汇率、外商直接投资和世界需求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均衡关系。国际生产分割导致中国大量进口中间产品并出口同类产品的制成品,这明显削弱了汇率对出口绩效的影响。在生产分割条件下,通过调整汇率来实现抑制出口并不有效。这解释了人民币持续升值的情况下,中国的出口不是减少而是不断增长这个似乎矛盾的现象。     

中美汇率政策博弈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人民币汇率问题不断成为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向中国施压的重要工具,在涉及国际贸易平衡发展、人民币汇率水平以及人民币汇率机制等复杂经济问题的同时,其背后也隐含着浓重的政治与国际关系因素.本文综合运用应急管理、国际政治经济学等有关理论与方法,通过分析三次中美人民币汇率之争,发现每逢美国中期选举年,人民币汇率必定成为美国两党政治的核心议题,但金融危机下的人民币汇率之争与博弈又有其独特的经济和政治因素,使人民币汇率问题更趋复杂化.如何有效进行人民币汇率政策冲突应急管理,需要两国政府的政治智慧.     

人民币升值压力分析及对策研究

对人民币升值可行性进行理论和实践性分析可看出汇率波动是一把“双刃剑”,人民币升值从正反两方面影响中国经济 ,我们应分散压力 ,保持汇率的总体稳定 ;改善储备风险 ,加强经济安全 ;提高货币政策调控能力和水平 ,大力发展金融外汇市场 ;调整产业结构 ,加快海外投资的步伐 ;有计划逐步扩大浮动汇率的范围。     

汇率变动、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

 内容提要:本文运用内生结构突变检验与考虑结构突变的ARDL-ECM方法,并同时将货币政策变量纳入模型中从而把汇率变动、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联系起来重新对汇率传递问题进行了研究,发现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分别在2003年4月和2005年9月发生了结构突变。在此背景下,本文发现汇率传递效应仍是不完全的,但其长期传递弹性却由2005年9月结构突变前的0.065迅速增大到了结构突变后的0.118,且与现实中自2006年开始的较高的通货膨胀环境也相当吻合,支持了Taylor(2000)提出的观点,但比起施建淮等（2008）得到的传递效应依然较弱,表明其所建议的可以通过人民币升值有效抑制通货膨胀的观点值得商榷。而体现货币政策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对CPI的长期传递弹性为2.254,远远高于汇率传递弹性,这显示完全可以运用独立的货币政策来稳定通货膨胀水平且相比于通过人民币升值的汇率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具有更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