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融合视域下的正能量传播策略

正能量传播是以弘扬主旋律、进行积极正面的舆论引导为目的的传播形态。在媒介融合深入发展的背景下,舆论生态和信息传播方式发生变迁,这些变化也对正能量传播产生了深刻影响。基于此,在媒介融合的语境下,本文认为正能量传播可以从渠道融合的基础上联动多种媒体、利用交互性进行柔性传播,以及探索多模态的正能量报道形式三个方面改变传播策略,从而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在思想战线上统一团结全社会。     

社区传播:农村社区化服务体系创新的可能与可为

关于农村社区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已有研究虽然较多,但尚未有从社区传播角度对服务体系创新进行整体性思考的探索。本文研究分析了社区传播视角对农村社区化服务体系创新的必要性。研究认为,农村社区既是生活的对象,也是一种影响其成员生活方式的力量;农村社区化服务体系是政府改革的必然结果,也是新时期解决农村问题的重要平台。只有以社区传播为媒介,将农村社区及其参与者作为一个整体,透视渗透在社区中的微观权力和日常生活旨趣,才能真正找到促进农村社会发展的社区化服务体系。     

寻找公众注意力爆发的起源:以YouTube视频扩散为例

公众注意力的爆发展现了信息扩散过程的急剧上升和下降现象,为研究者分析人们的注意力流动提供了大规模数据。通过测量网络视频的扩散数据,可发现视频扩散背后潜在的各种因素塑造了公众注意力的爆发。具体而言,公众注意力爆发与流行度、搜索量和社会影响力呈负向关系,而与系统推荐呈正向关系。在视频类别方面,新闻资讯类视频的爆发力最强,而受版权保护的视频爆发力最弱。通过阐述信息扩散的驱动力,本研究提出公众注意力爆发的暂时性假设,为理解公众注意力流动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同时对本研究发现的可推广性及其局限性进行了讨论。     

推进媒体深度融合的实践与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型媒体融合发展。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新闻传播有了新的方式。在新技术推动下,新媒体实现了多个产业的融合发展,发展模式实现了创新。传统媒体在发展中要意识到新媒体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新闻传播要借助新媒体具有的优势,转变原有的发展方式,注重传播方面的创新,提升市场意识,实现可持续发展。     

早期文明时代形成标志的再认识

长期以来,学界对文明形成标志的认识分歧很大,进而影响到对中国早期文明进程的认识和判别。文明作为整体范畴包括物质、制度和精神诸层面,其最鲜明、最能代表文明本质的标志存在于制度层面。基于中国和人类早期文明的主流模式,早期文明形成的主要标志应为君主世袭制。     

政府突发事件信息传播的话语噪音及意义构建

自媒体语境下,公众的批判性、非理性以及话语失控等新的公共话语范式,给政府突发事件信息传播及有效的舆情引导带来诸多噪音干扰。作为政府信息最外显、最关键的传播载体,政府话语所体现的噪音干扰主要表现为信息显性的话语符号冗余与隐性的传播意义阻塞。因此,各级政府要增强突发事件信息传播效果,一方面,要树立话语责任,提升官民良性沟通关系认知,有意识控制政府话语的冗余传递,避免突发情境下政府信息传播的误读损耗;另一方面,要善于构建官民话语共通的意义空间,不断扩大官民信息交流的话语公约数,重视政府信息传播中的"共情",进而提升政府突发事件信息传播的话语引导力、公信力和影响力。     

传播信息和承载意义的“城市天际线”——传播学的进入与思考

"城市天际线"通常是指城市特定地点的高楼建筑群与天边相连而构成的整体景观。它为进入城市、身在城市、或在外关注城市的人带来视觉冲击,标示着人的力量与自然的力量的独特结合。从传播学角度审视这一城市现象,现代城市天际线的出现与摩天大楼的诞生相连,成为近代以来的贯穿实用主义精神象征性传播媒介,它汇聚了多种空间传播语言,延续着人类对于高度及其意义的向往和移情。城市天际线既是一种实物媒介,同时也通过各种各样的媒体得以呈现,获得丰富的社会意涵。     

20世纪初中国人对马克思思想解读的再评价

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的思想就传入了中国,梁启超在传统大同思想与社会主义贯通中对它进行解读;早期国民党人在批判资本主义,建构民生主义中对它进行评价;无政府主义在反传统中认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虽然各有局限性,但又各有自身的意义。以十月革命的经验解读马克思主义,遮蔽了对马克思思想早期传播的研究,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对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