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吴、两晋时期佛教在浙江传播情况之初探

探讨东吴、两晋时期佛教在浙江的传播情况,可以发现:东吴是浙江佛教的良好发轫期,西晋为浙江佛教的相对回落期,东晋乃浙江佛教的重要发展期.东吴、两晋时期浙江佛教的主要特点有:与浙江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成正比关系;佛玄融合的文化景观;奠定了浙江佛教的“义学”特质     

晋方言所见近代汉语词汇选释

文章利用近代汉语文献,选释了10条在今山西方言中仍不同程度保留的词语,分析它们在普通话和方言区的使用情况,并探寻其历史发展线索。同时,也为晋方言词汇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些素材,以进一步丰富汉语史研究的内容。     

浅析汉晋时期汉文化对南中地区的影响

通过对比南中地区在汉政府开发西南夷前后的考古学文化,探讨汉晋时期南中各地的考古学文化及其特征。     

太子晋与王子乔的融合——兼论“天下王氏出太原”的形成

《国语》《逸周书》中的太子晋是周灵王太子,明辩聪颖,惜乎早亡;王子乔为上古时期的仙人,以长寿出名.到西汉时期,因方术盛行以及宗族崇拜的需要,发生了符号转移,二人变为一人.东汉中期至东汉末年,处于二人是否为一人的辩争时期;魏晋时期,因托名刘向的《列仙传》的出现以及魏晋士人精神寄托的需求,这种转变为社会广泛接受.东汉中期,太子晋已被部分地区的王姓尊为始祖,但尚未形成统一的观点;受政治的影响,只有琅琊王氏皆尊太子晋为始祖.至初唐,同样因政治的影响最终形成“天下王氏出太原”的观念.     

从词汇角度看《大比丘三千威仪》的翻译年代

《大比丘三千威仪》,旧题“后汉安世高译”,一些学者也把它当作东汉语料来使用,颇值得商榷。从词汇角度考察,《大比丘三千威仪》中“阿闭梨”、“布萨”、“捷椎”、“檀越”、“维那”等佛经译名以及“橙”、“抖擞”、“猛利”、“某甲”、“爬”、“绳床”、“食堂”、“下”、“执作”等普通词语最早见于两晋时译经,未见于东汉三国可靠译经,而部分普通词语亦始见于晋代（或者更晚）中土文献,可见该经中明显存在着具有两晋时代特色的词汇,因而这部经书不可能是东汉译经,其翻译年代不会早于西晋甚至是东晋。     

唐顺之两部《解疑》的史学思想

对于明中叶史家唐顺之重要史论著作--两部<解疑>,后世一直存在着截然相反的两种评价.两部<解疑>的产生,应是充满忧患意识的士大夫唐顺之对明中叶以来剧烈社会变化的历史性思考.它们在历史评价方面的事功观和时势观、对皇朝统治中君臣关系、民族观的深刻认识以及对春秋笔法的积极反思等三个方面,都表现出突破以理学为代表的主流意识形态束缚的倾向.两部<解疑>产生原因,不仅存在于时代背景、性格和学术思想等各自领域内,更是上述诸方面融合交汇的结果.两部<解疑>的史学思想对唐顺之的<左编>具有直接的影响,并通过<左编>印迹于李贽<藏书>中的某些历史评议.从这层意义讲,它们可谓为晚明史学启蒙思潮中社会批判思想的"先声",对后世产生较大影响.     

两晋在慕容廆君臣中的地位与影响探论——以前燕慕容廆遣使入晋为中心

慕容廆曾八次遣使入晋,前燕政权得以迅速发展壮大,慕容廆遣使上表之举,将前燕君臣尊晋勤王的政治诉求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慕容廆向西晋、东晋王朝派遣使节,不仅维系了前燕与中原王朝之间的朝贡册封关系,也加深了晋朝对前燕政权的了解与认知.慕容廆对两晋的朝贡活动也收到了较为明显的社会效益,不仅使鲜卑慕容部能迅速崛起,将中原先进的统治模式应用到对鲜卑慕容部的统治之中,而且实现了鲜卑慕容部由部落联盟阶段迈进早期国家的重要一步,从而使前燕在慕容廆朝就具备了立足东北的资质,进而才会出现前燕的后世统治者有机会逐鹿中原,并将前燕的势力范围不断扩展的局面.     

吕后身后的西汉中枢政局

汉初统治者可分为刘氏宗室、吕氏集团和功臣集团.吕后掌权时压抑刘氏宗室,扶植吕氏集团,对功臣恩成并济.刘氏宗室、功臣集团对吕氏集团有怨结,在吕后身后发动一场政变锄除吕氏,而惠帝诸子受殃及.因为政变正当性的需要,吕氏和惠帝诸子遭到污名化:吕氏作为政变受害者被污为有意为乱者,高祖嫡支惠帝诸子被说成血统不纯的异类.     

“渐慕华风”至“尊晋勤王”——论慕容廆时期前燕的中华认同

以慕容姓氏的由来、至慕容廆朝鲜卑慕容部居地的变更与慕容廆汉化改革三方面考察慕容廆执政时期对中原王朝与中华文化的认同,可见其经历了由"渐慕华风"至"尊晋勤王"的转变,这无疑成为前燕兀然崛起的加速器,不但使前燕国祚得以存续85年,对慕容鲜卑的影响也更为深远,使慕容鲜卑继"前燕"灭国后,又先后建立了以"燕"为国号的"后燕"、"西燕"、"南燕",加之冯跋建立的"北燕",如果算上吐谷浑,则慕容鲜卑先后建立过6个地方政权,成为十六国时期建立政权最多的部族.     

《法显传》不能作域外称中国人为"秦人"的例证——《辞海》"秦人"条纠错

有些学者认为,北方和西方的邻族和邻国称"中国人"为"秦人"的做法一直沿用到晋时.该观点以《辞海》为代表,它的例证是<法显传>.这个问题连研究《法显传》的章巽先生也没有细究.但是,仔细研读《法显传》后发现,法显在称中国(或中国的一部分,因为当时的中国存在多个政权)时,概念使用极其严谨: (1) 称北部中国为"秦"(源于十六国的"前秦"后秦",而非"秦国"秦朝");(2) 称南部中国为"晋"(源于"东晋");(3) 泛称全中国则为"汉"(源于该时期以前的统一王朝),在个别情况下为"中国".在第三种情况下并不使用"秦"的概念.由此可见,在汉语典籍中,当时并没有以"秦"来称"中国"的用法.《辞海》等的观点是没有仔细研读原著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