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不服从的宪政意义及其中国语境

公民不服从是实现宪政平衡的重要力量。但公民不服从概念及其理论是纯粹西方式的,其前提、理论基础等来自西方。我国目前尚未完全具备采行公民不服从的前提,也未建立起充分完善的相关理论。因此,我国当前不宜采行公民不服从。     

公民不服从理论的现实困境——以六十年代美国学生运动为例

罗尔斯立足于理想主义的正义社会基础,试图通过公民不服从理论来解决社会的不正义问题。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生运动等现实的公民不服从行动中,罗尔斯的公民不服从理论在基本前提、合法性及反抗手段等方面遭遇到一系列的困境。     

宪政原则与公民不服从的法理问题

在民主政治的大前提下,宪政主义与法治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讨论宪政的基本价值需要澄清法治的本质特征和内在道德,阐述宪政主义与人治的根本区别,划清死守法律条文的统治与坚持法治精神的统治之间的区别。另一方面,作为宪政的一个特例,公民不服从看起来是对法律统治的一种违反,但在严格的界定条件下,实质上是坚持宪政的一种独特应对方式。     

“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与五四运动

一、“公民不服从”与五四运动何怀宏先生发表在《东方文化》(2002年第2期)的《“公民不服从”中的法律、道德和宗教》,是对于他自己所编写的《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人文译丛之一)的总结性介绍,内中最令笔者感到震撼的,是他对于中国本土的五四运动的旧事重提:近一百多年来,我们可能已经错过了一些建设和加强中国的法治的机会,写到这里,我想起梁漱溟对五四运动的一种独特看法。当学生火烧赵家楼和殴伤人,一些学生被捕之后,梁也很气恼当局,赞赏学生的爱国精神,但他对社会各界运动“不经审判而保释”却有一点不同看法…     

规训暴力——罗尔斯“公民不服从理论”的反思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谨慎地表达了公民不服从理论的使用范围,认为"正义的民主国家"是探讨公民不服从的一个前提条件。然而,公民不服从理论的核心在于当我们面对不正义制度时,我们该如何行动:从个人的良心拒绝、法律范围内的情愿示威以及有组织的反抗,直到暴力革命。本文认为罗尔斯公民不服从理论的核心意图在于规训暴力,即诉诸公共舆论,以一种和平的手段来完成对不正义制度的矫正,从而避免社会沦为暴力践踏和蹂躏的场所。     

基层治理要直面矛盾

基层治理必然会有矛盾,会有少数人与多数人的冲突。完全一致、没有反对意见、没有任何矛盾的事情,是没有的。中国有6亿多农村人口,并且进城的2亿多农民工仍然与村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6亿多生活在农村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不同,需求偏好差异极大,国家显然不可能直接来回应农民不同的需求,解决所有农民生产生活中的问题,而只能依托基层村社组织。因为当前农民很大一部分问题是集中在村社一级,而正是村社一级有能力和动力解决千家     

企业进入规制成本水平的内生性解释

企业规制成本是由企业承担的对政府规制的服从成本,不同经济体的企业规制成本存在很大差异,其中规制框架和实施的制度安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本文以进入规制为例,分析了影响企业规制成本水平的内生性因素,基于大容量的跨国面板数据建立了一个结构方程模型,从统计学角度探讨了政府规制的框架设计和实施特征与企业规制成本之间的关系路径和作用强度,并结合中国实际分析了研究的政策含义。     

美陆军运用十种影响力构建官兵的服从与承诺

美陆军认为,要赢得官兵的服从和承诺,指挥官需要有效地运用各种具体的领导技巧或影响力。陆军野战条令FM6-22界定了十种影响力技巧,指引陆军指挥官去激发、鼓舞并影响官兵发挥主观能动性,朝着共同的目标努力,完成陆军肩负的使命。     

家族企业的“二元忠诚”探析

在家族企业发展过程中,家族企业的“家族忠诚”与“企业忠诚”此消彼长,不断相互冲突矛盾。只有通过树立“相互善意”的忠诚理念、培养忠诚道德情感、提升忠诚境界跃升、采取“不服从”等方式,才可能走出家族企业忠诚困境。     

下属改变世界:领导-下属互动机制的本土建构

基于研究者自身的成长经历、组织经验及社会观察,建构了一个阐释领导与下属互动机制的本土模型,并对几种典型的组织(社会)现象形成机理进行了剖析。研究认为:在中国当下的组织(社会)情境中,领导与下属互动关系的改善,首先需要激发下属(领导)个体自我意识效应以及对两种认知错误的抑制;其次需要个体自我意识的群体化扩展,以有效抵抗领导的决策错误和下属的错误行为;最后,长期而言,只有社会化重塑才能深层次地改变中国本土领导与下属的信念、认知和行为,从而尽可能规避不断反复的组织(社会)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