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浮龙·李的移情说

作为现代主义美学最初的理论 ,移情论体现出人们“自下而上”通过实验心理学探明审美心理的一种企图。浮龙·李以康德美学为起点 ,试图证明美不可能是存在于主体之外的事物本性 ,美只是人观察和解释事物时采取的一种主观方式。移情的发生归根结底在于不包含任何客体信息、不存在个体思想感情的普遍化概念 ;正是这种普遍化使得主体的活动被转移到客体继而成为客体的性质 ,即主客合一。移情是知觉在把握客体形状时一种不受干扰、平衡、稳定和持续的过程。进入人的意识并且对人的情感产生影响的是移情活动中生命力所发生的变化。浮龙·李通过生命力的变化以及人对这个变化的意识解释美感 ,因此 ,美感在浮龙·李的移情说中洋溢着对生命力的兴趣和肯定。但是 ,由于无功利前提 ,这个兴趣最后只能落在对人自身肌肉运动的意识上。人们批评移情论把移情的原始动力最终归结为器官的生理活动是损害了美的超越价值。     

论李绂的生平与学术

李绂是清代康雍乾时期的儒臣,任官内外,曾担任民政、漕运、典试、祭告、志书馆等职。在政治上,廉洁奉公,关心边疆,注重教育,爱惜人才,由于耿介直言,秉公执法,不随波逐流,而使得其一生三起三黜。在学术上,尤其是在陆王学术方面,颇有见地,为陆王学术争正统作出巨大贡献,可谓是学术事功双峰并峙。     

对闽台区域文化的探索与思考--汪毅夫《闽台历史社会与民俗文化》评述

本文对汪毅夫著<闽台历史社会与民俗文化>一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评述,指出该书具有立意高远、主题深刻;博览史料、考证精审;视野开阔、创见迭出;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蔽人等特点.同时也就该书存在的若干不足,如对"打平伙"、"缠足"等民俗的解读缺陷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论圣勃夫和他的传记式批评

圣勃夫在重振法国文学批评的权威方面功勋卓著，影响广泛，不过在他逝世之后不久就成了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他的文学观念经历了从浪漫主义到崇尚古典文学传统的转变，并重申了文学的人文精神和社会意义，但在对待文学新秀方面未能经受住考验，对司汤达、巴尔扎克和波德莱尔缺乏深刻理解。他涉猎广博，治学严谨，40年的辛勤笔耕积累了丰硕成果，然而他的传记式批评方法显然是错误的，不能真正解决对文学作品的分析和评价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一代批评大师的圣勃夫逐渐被历史所遗忘，既是令人惋惜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朝鲜李睟光哲学思想与文学思想——李睟光“实学”思想论质疑

在朝鲜哲学、文学研究领域,都公认为李睟光是朝鲜17世纪实学思想的奠基人,其中选取三种代表性的观点逐一地予以商榷,并认为李睟光的这种"实学思想"是在对"性理学"的批判与否定中建立起来的.根据李睟光对自己学问观--"性理上说"的概括与总结的相关资料,来求证李睟光的哲学思想不但没有对"性理学"作出过批判,而且是"终生操守"性理学"观,所以李睟光的哲学思想依然属于宋明性理学的范畴而非"实学"思想范畴.     

对新桂系黄绍竑“离桂投蒋”的若干再思考

黄绍的“离桂投蒋”,就个人而言,由军事兴趣日减而转入政治领域,由军阀而从事政治。在蒋府担任要职期间,其政治能力日渐增长,个人能力不断焕发。就新桂系而言,他的离去不仅消弭了已经存在的黄白矛盾,而且其由于“在野”、“独立”的地位及国府要员的身份和“肆应”之才而在蒋桂矛盾中扮演重要角色,并且通过“助李竞选”和“劝白就职”为新桂系日后的“逼宫”奠定了基础。要之,黄绍的“离桂投蒋”对新桂系来说是利大于弊。     

李平心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李平心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开创性研究,始于二十世纪30年代初,他的多部史著,无论在叙事风格还是理论框架上,都为近代史研究树立起一种全新的模式,在我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拓荒事业中留下了难以抹去的足迹。     

朱熹与李退溪仁政说之比较

朱熹的仁政说与李退溪的仁政说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两人都主张,要实现仁政的王道政治理想,必须要有德才兼备的君主去实施;为了使仁政能顺利实施,必须限制君权。其不同点在于:朱熹仁政说是客观之理所必须,李退溪仁政说是内在本性之必然;朱熹仁政说不无手段之嫌,李退溪仁政说是目的本身。通过对二者异同的比较分析,可以为我们的政治文明建设提供借鉴。     

美的另一种展示——论井石笔下两个典型的悲剧性人物

一部成功的长篇创作 ,必然有其成功的典型人物塑造。井石作为讲述湟水谷地人民苦难史的能手 ,先后在《麻尼台》与《金梦劫》两部长篇小说中有形刻画了两个典型的悲剧性人物 ,从而使主人公的人性裂变在悲怆意蕴中显其复杂与痛楚的同时 ,凸显了作品的深刻之所在。     

阿Q、“狂人”与彼列多诺夫——鲁迅与索洛古勃比较研究之三

鲁迅与索洛古勃是敢于对自己民族＂刨根论劣＂的伟大作家,他们塑造了反映本民族劣根性的典型性格：阿Q与彼列多诺夫。两者有许多共性：明显的精神胜利倾向;愚昧无知,信守正统;强烈的自愿为奴意识;毫无特操;卑怯;盲目地崇尚暴力。两者的差异也表现在诸多方面,主要是一为＂卑怯的‘末人’＂,一为＂卑劣的小鬼＂。同时,鲁迅的＂狂人＂与彼列多诺夫也有明显的可比性：都是被迫害狂,但彼列多诺夫同时又是迫害狂。＂吃人＂与＂告密＂是《狂人日记》与《卑劣的小鬼》两部作品的关键词,也是两个对应的意象,它们包孕着甚为深刻的文化内容;同时两作又都深蕴着＂救救孩子＂的深意。两位作家在用多种创作方法塑造民族的典型性格时,都给与人物的生成环境以充分的描写,从民族性格的否定性出发,进而彻底否定了性格的生成环境,从而昭示出未来革命的必然性乃至暴烈性,尽管鲁迅写的是一场失败了的革命,索洛古勃是在以后的《创造的传奇》中更为全面地预言了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