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朝使臣与元朝名士之交流

中国与朝鲜半岛山水相连,经济、文化上的交流一直非常密切。在古代,两国的长期交往多是通过互派使臣实现的。有元一代,高丽朝入华使臣数量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他们觐见皇帝、太后,进献表文、贡品,完成出使的任务。同时,高丽朝使臣还在馆伴的陪同下,在元朝参加宴会、看戏、参观寺院等活动,并有机会与元朝的名士接触,唱和交流。以高丽朝使臣李藏用、李承休、李齐贤为例,从他们与元名士唱和之中亦可窥见两国文人交往之中各自的风采。     

库诺夫诠释唯物史观的历史背景

审视库诺夫对唯物史观的理解,最好的方法就是历史地"回到库诺夫",回到当时处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格局中的德国——资本主义经济在萧条中实现增长,开启"资本的民主化",走向以垄断组织为主的资本规模化发展态势,其阶级结构、 政治意识形态和世界格局等方面随之呈现新情况;比照俄国,德国在尝试崛起的进程中选择了改良式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道路.库诺夫由此阐释唯物史观,他的尝试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教训,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合理性.     

清代四川夫马局的兴革

清代的“局”“所”这类机构是研究地方行政和社会变化时需要特别重视的问题,但因其名目繁多,类型不一,基本不在清代正式的职官体制内而朦胧不清。以清代四川的夫马局为例,详细梳理其设立、运作、整顿与裁革的过程,可藉此窥探它在四川社会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在乾隆中期设立专门的类似于夫马局的公局前,四川民间一直存在着捐帮夫马价的传统。18世纪中后期,由士绅在县主的委派下设立公局,以按粮摊派来解决差役问题。一些地方的夫马局,差役只是名头,实际成了地方经费的重要来源,士绅便逐渐进入了经制中原本该由地方官来经收的税收事务中。夫马局经费的征收与管理,大体经历了绅—官—绅的复杂过程,其间的纠结与游移尚未受到足够的关照,不应被淹没于尘埃之中。     

唐朝寿王李瑁与皖西关系考索——兼论唐朝"封建"制度的象征性质

唐玄宗李隆基之子寿王李瑁是贵妃杨玉环的前夫,依据中国古代分封制的原则与规律考证,李瑁爵号中的“寿”字是一个地理概念,指唐朝的淮南道寿州,大约相当今天的皖西地区;并进一步考论,与周朝和汉朝时期不同,唐朝的“封建”制度只具有象征性质;且认为,作为寿王妃,杨玉环与皖西存在过一种独特的关系。     

试析《东堂老》中的托孤现象

元杂剧可谓植根于社会生活的现实佳作。普通市井百姓的悲与欢、苦与乐汇集于杂剧家笔端,接连涌现出描摹世俗、取材民间的人情世态剧。元代末期秦简夫的《东堂老》既沿承前代托孤的固定程式——临终托孤,又突破性地呈现义商受托的独特现象——正面商人形象,还艺术性地塑造家庭继承者的转变过程——浪子回头。剧中塑造的东堂老正面商人形象巧设一系列妙计完成好友托孤遗愿,既反映了当时普遍存在的富商家产继承困难的社会问题,也反映出秦简夫企望以戏曲教化民众,挽救社会道德水准衰颓的目的。《东堂老》中所蕴含的中华传统美德和所呈现的积极人生观,对践行现代社会价值观都具有启发意义。     

高阶非线性系统零解的全局稳定性

研究了一类高阶非线性微分系统,通过建立适当的李雅普诺夫函数,得出了这类高阶非线性系统零解全局渐近稳定性较弱的充分条件     

清初名儒李Yong的治学之道

李Yong对理学的重要贡献在于他为清初理学的治学之道开辟一条新思路,这个新思路由“明体适用”开始,由“悔过自新”入手,并坚持传统理学的为学之道和为学之义,在“明道”“体道”的不断探索中,进而去“行道”和“达道”,最终进入学的最高境界,实现“弘道”的目的。而这一切都不能背离“经济实学”的儒学初衷。这既是宋明理学偏重心学和性理空谈的一种纠正,也是向原始儒学的一种复归,是对理学的一种发展。     

一条妙计救索尼

1956年2月的一天,日本索尼公司的副总裁盛田昭夫又一次来到美国。这已经是他第一百次跨越太平洋,来寻找产品的销路了。纽约的初春,寒风刺骨,大街上的行人十分稀少。身材矮小的盛田昭夫带着小型晶体管收音机,顶着凛冽的寒风,穿街走巷,登门拜访那些可能与索尼公司合作的零售商。     

德治的式微与法治的渐扬 --王符《潜夫论》治道方略之调适

德治与法治是中国传统治道思想所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本文以王符《潜夫论》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东汉政治中德治与法治的关系问题,指出了德治式微和法治渐扬的治道方略之调适趋势。     

明清时期民间宗教的社会心理分析

明清时期 ,民间宗教异常活跃 ,其原因在于苦难的社会现实和封闭的生存环境使乡土民众在教门内满足了多层次的心理需求 ,尤为重要的是 ,“入教避劫”成为他们化解身心压力的一种方式。于是利益相近 ,认知相当的人便以“扮演教首角色”的人为核心 ,形成一个信仰共同体 ,将“真空家乡 ,无生老母”作为共同的信仰。这种“颠倒了的世界观”是对“颠倒了的世界”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