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后农村反精神贫困探讨

2020年中国将如期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脱贫攻坚战并不意味着中国永久消灭贫困。2020年后中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反贫困的目标将从以消除物质贫困为主转化为同时消除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反精神贫困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要从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等方面统筹推进农村反精神贫困,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范文澜及其《中国经学史的演变》的理论启示

范文澜先生既是马克思主义史家,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学家,他在延安时期通过《中国通史简编》所形成的史学理论不仅指导了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还在实践上回答了马克思主义者应如何进行经学史研究,即要坚持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坚持斗争是经学发展的动力、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坚持辩证思维方法等。这些史学理论指导经学研究的理论意义,对我们今天实现经学史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仍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地理空间视域下斯达尔夫人与刘师培南北文学论比较研究

尽管斯达尔夫人和刘师培分处东西方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但是斯达尔夫人的欧洲南北文学论与刘师培的中国古代南北文学不同论具有重要的比较诗学研究价值。斯达尔夫人的欧洲南北文学论和刘师培的中国古代南北文学不同论基于各自不同的理论背景和历史背景都引入了地理空间视域,其比较诗学研究的理论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地理空间视域引入的不同理论背景、历史背景、理论内涵;二是地理空间视域下语言维度研究进路的异同;三是吊诡的倒转性：北方浪漫主义、南方古典主义与北方古典现实主义精神、南方浪漫主义精神。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核心主题、思想逻辑和基本意义

回应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解读成不成熟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的观点,须将思想史解读与文本解读相结合,并通过重新考察《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核心主题、思想逻辑和基本意义的方式来展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各种具体论题都从属于无产阶级的解放即人的解放这一核心主题,围绕这一核心主题,各具体论题相互交织,形成有紧密逻辑关系的思想整体。《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超越了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异化逻辑和历史人学目的论,表达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与《德法年鉴》时期相比,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思想存在诸多递进之处,其地位特殊,意义不容忽视。     

所为非所想?农户风险管理意愿与行为的悖离分析

实现农户风险管理意愿与行为统一是降低农业风险对农户农业生产负面影响的重要途径。利用2018年东北三省和湖北省种植大户的调查数据,从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两方面,对农户风险管理的意愿、行为及其悖离进行分析,并探究形成悖离的原因。研究发现：对于自然风险,大部分农户使用了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但风险管理意愿不高;农户的市场风险管理行为极为少见,与之相悖的是,农户具有较高的市场风险管理意愿。结果表明,风险管理实际行为控制、风险管理执行意愿和风险管理外部环境是影响农户自然风险管理意愿与行为悖离的主要因素;此外,农户对农业保险缺乏了解,以及目前农业保险存在的不足也是导致此悖离的重要原因;风险管理执行意愿和风险管理外部环境是影响农户市场风险管理意愿与行为悖离的主要因素。此外,农户获取信息渠道不足,对市场风险管理工具缺乏了解,甚至存在明显的误解与不信任也是导致农户市场风险管理意愿与行为悖离的重要原因。因此,为了有效实现农户风险管理意愿与行为的统一,应健全农业保险的推广机制,加强市场风险管理的宣传,扩大“保险+期货”的试点,发挥新型主体的带动作用。     

陈大为:新生代意识的诠释者

陈大为以教学、研究、创作"三栖"的状态表明着他作为新生代意识的阐释者的地位,他往往以"先发制人"的理论、挑战的姿态去揭示抑制在现行文学秩序深层的盲视,又"后发制人"地以自身的创作实践拓展颠覆既存意识形态的潜能。他的诗更以其反僵化的突围意识、"边缘"的移民史观和创作主体性、对"诗的故乡"的呵护等,呈现出南洋新生代的创作追求。他的典律构建视野的扩大,更意味着文学史将接纳新生代,而且是以改变自身的根本性格局来接纳他们。     

论马克思理论的逻辑起点与出发点

马克思理论的逻辑起点是“本质的人”,出发点是“现实的人”。马克思理论的出发点和逻辑起点的区分,标志了马克思思维方式的彻底变革,为马克思理论的产生和形成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同时,它对我们深化理解马克思理论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论译者作为翻译主体留下的痕迹——以《第22条军规》中译本为例

文章以描述性的研究方法,从译者的语言风格和自由度两方面对《第22条军规》中译者的痕迹进行考察,证明译者的痕迹是客观存在的,并试图分析其“显形”背后的深层原因。提出对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留下的痕迹,研究者不能一味批评指责,而要在充分观察、认真描述的基础上对其做出科学、客观、合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