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老年贫困的类型与成因探析——基于鄂东白村的考察

利用来自湖北省一个村庄的质性调查材料,探讨了农村老年贫困的类型与成因。农村老年贫困既有经济贫困,也有社会贫困和文化贫困,家庭结构性因素是导致老年人经济贫困的关键,村庄价值层面的因素导致老年人社会贫困和文化贫困的产生。三种类型的老年贫困之间是有层次的,处在不同阶段的老人贫困层次不同。老年贫困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解决此问题既需要着眼长远的政策调整,也需要现阶段个人、家庭、社会以及政府的综合性协调努力。     

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农牧区村庄整治对策探究

本文揭示了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在村庄整治工作中的存在的规划地位不明确、效果存偏差;农牧业发展机制不完善,农牧民增收缓慢;公共财政投入不足、建设资金严重缺乏等突出问题,并剖析根源所在,进而通过提出遵循发展原则,制定科学合理的整治规划方案:持续巩固农牧业基础,坚持富民与强旗并重,合理利用现有资金,建立多元投资机制等相应对策,以求促进改善乌拉特前旗农牧区村庄整治工作。     

现代化会削弱农村传统人际关系吗

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与村庄传统人际关系之间究竟呈现出什么样的理论关系?学术界的文献可以分为三种宏观的答案:削弱论认为现代化明显削弱了村庄传统人际关系,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互强论认为现代化增强了村庄传统人际关系,互融互强;调和论认为应当根据不同领域不同时段来判断两者关系。学术界由于研究案例、核心概念定义以及方法论的不同,而得出不同的结论,这些结论都具有启发性。在未来的研究中,将资源依附理论作为新的理论工具,通过分析理性村民对人际关系的选择性经营策略,从而建构现代化与村庄人际关系之间的动态框架,或将成为新的方向。     

熟人社会的空间秩序

村落空间是村落历史的沉淀。不同于熟人社会研究的关系取向,文章引入空间生产的视角,基于南方村落的空间图式阐释熟人社会的空间秩序。“祠堂-阳宅”的平面空间图式定义了农民自然生命升华为道德生命的日常生活路径,而“庙宇-阴宅”的纵向空间图式定义了农民应对日常生活断裂的宗教生活模式。风水的空间实践镶嵌于村落空间图式,并促进了村落空间的结构化和立体化,而村落空间结构维系了村落熟人社会的公共性。可见,熟人社会的空间秩序是空间结构生产与社会秩序生产的统一。现代性力量逐渐抽离了村落空间的历史底蕴,释放了空间权利意识,导致村落空间结构破裂与熟人社会秩序紊乱。立足村庄社会的空间治理是突破村庄空间利益困局,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方式。     

项目下乡后村庄秩序的再审视

项目下乡过程中的资源输入和规则引导,重构了村庄内部的治理秩序。资源和规则下乡之后改变了村庄权力的运作逻辑以及公共资源的分配规则,构建起了村庄内部的“权力-利益网络”。村干部稳定的周期性选任、利益分配的圈子化和项目运作的封闭化是村庄内部“权力-利益网络”的外在特征。信息分享构建起的关系网络,利益让渡推动的秩序运转,责任形式化形成的自主秩序等催生了村庄内部的新秩序。项目下乡推动村庄发展的制度设计,同时形塑了村庄内部社会秩序。     

村庄秩序、文化重建与现代化类型

稳定而有活力的村庄秩序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件,而资源与市场的限制使得中国无法走先发现代化国家同类型的道路,故而必须有与此相适应的以文化重建为主要内容的村庄建设。当前农村文化建设存在内在缺陷是缺少群众参与性文化组织及其动员机制,培育这种组织与动员机制是中国通过另一类方式实现现代化的基本保证,也是乡村文化重建的核心内涵所在。     

谨防新农村建设中的四大误区

新农村建设的最终受益者应该是村庄与村庄中的农民,而不是外表富丽堂皇的政绩工程。新农村建设中的所有项目,不管有多少,有多好,只要农民不喜欢,不认同就是失败的。     

耦合用地分区的云南高原村庄分类方法研究——以昆明石林彝族自治县为例

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将村庄划分为5种类型,以定性分析为主,科学性不足。云南省在此分类基础上增加兴边固边类,但各地村庄分类情况复杂,标准不一。本文以昆明石林彝族自治县为例,基于用地分区探究村庄分类,体现“地”与“类”结合的思路,并将“暂不明确类”定义为“精明收缩类”。首先依据云南省高原用地分区标准,采用主导指标及综合分析法,创新耦合用地适宜性评价结果并核验,将村庄分为“坝区村庄”“半山半坝村庄”和“山区村庄”;其次,以频次分析法构建村庄分类评价体系,量化分为五个等级,并说明优先级得到初始分类结果;最后将分区结果和初始分类结果互相耦合,以“区—大类—小类”的分类结构得到石林县“三区五大类十一小类”的村庄分类结果。本文尝试基于用地特征探究云南省高原村庄分类方法,为其他高原地区村庄分类提供实践参考。     

环境污染与村庄经济:基于“EKC”假说的实证检验

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是当前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要义。本文构建了分析环境污染与村庄经济的EKC模型,基于2016年CLDS社区数据,实证检验了环境污染与村庄经济的关系。研究发现环境污染与村庄经济之间明显存在倒"U"形曲线关系,该关系在控制其他变量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存在。表明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村庄,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矛盾依旧突出,而在经济基础较好的村庄中,由于治理能力和环保意识的提高,正努力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相对于中东部地区,牺牲生态环境换取经济发展问题在西部地区村庄较为普遍。本文政策含义在于,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要充分重视农村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避免发展初期环境保护不够和发展中后期补救与治理艰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