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化、竞争与压力的代际传递——对农村老年人自杀现象的理解

从分化、竞争与社会压力的代际转移和传递分析了农村老年人自杀现象.通过实际调查,阐析了农村由于农民分化而带来的社会占有的不平等和资源分配的不均衡,无论哪个阶层的农民都不会养尊处优;同时,农村社会性竞争的特征总体呈高度竞争态势和阶梯性,且无退出机制,年轻人快速地逃离村庄进城务工.由于村庄竞争往往与农民的人生任务捆绑在一起,使得中下层家庭竞争的压力容易转移并集中到中年人身上,中年人的负担和压力通过代际责任传递到了老年人身上,一旦老年人不能创造价值、无法自理及生病之后,老年人就成了子代的纯负担和累赘,就很容易在子代挤压和老年人为子代着想的合力下走向自杀.提倡将老年人从子代竞争中抽离出来,变家庭养老为社会养老,在新农保的政策下,确保农村老年人的生活和希望.     

层级化网络治理：多层级村庄自治架构及其运行机制——基于秭归“幸福村落”的调查

秭归县"幸福村落"建设在农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均取得显著成效,它通过构建"村级‘幸福村落’创建指导委员会—社区理事会—村落理事会"三级村庄自治组织架构以及与之配套的运行机制,探索出了适合新时期农村社会治理实际的层级化网络治理模式。"幸福村落"创建工作通过政府的全方位决策与部署,村指导委员会、社区理事会、村落理事会等多层级的行动与落实,村民的联动式参与形成了多层级、网络化、社区化相互结合的治理模式,既能自上而下地对接县乡政府和行政村的公共资源,又能自下而上地聚合、表达并且实现村民的利益需求,推进了农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     

农村调解机制的语境化理解与区域比较研究

对村庄纠纷调解机制的语境化理解和区域比较研究,需要结构化地理解各种村庄现象,形成对村庄的整体性认知,理解调解机制与其他村庄政治社会现象之间的关联;需要选择一个村庄的内生性因素作为视角和切入点,通过它串起不同区域的个案进行比较。由此既能加深对个案村庄的理解,又能发现调解机制的区域差异与共性。     

农村公共品供给方式与基层善治

通过对农村不同公共品供给方式实践的考察,发现了两种不同的供给理念。作为一种典型的“输入”式供给方式的项目制,因为忽视地方政府和基层社会的自主性,导致资源浪费和治理失效的问题;成都市推行的公共服务资金政策,通过将决策权下沉到议事会的方式,实现了公共品供给方式从“输入”到“嵌入”的转变。研究发现,普惠性的资金分配和弹性化的使用规则、需求表达和组织回应的制度化、村庄治理资源和治理手段的组织吸纳、群众参与和基层监督机制这四个层面的实践机制保证了公共服务资金具备公共性、权责性、合法性和透明性四个基本特征,从而体现了基层善治的基本要求,是善治理论在基层治理中的具体实践。     

女性民俗与农村妇女的村庄政治参与——以温州L村为个案

女性、民俗和政治,三者并不仅仅是由抽象概念构成的宏大叙事关系,而是在具体时空中彼此嵌入并有着明确指向的研究课题。城镇化进程中,普通农村妇女在民俗生活提供的各种可能渠道中参与村委选举、监督征地利益失衡、培育女性民间社会团体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管理等,实践了一条独特的村庄政治参与模式。农村妇女村庄政治参与模式实质是城镇化带来的民俗生活的政治化,女性民俗的社会理性凸显,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转型农村社区妇女生活新传统。当前新型城镇化建设,需重视引导女性民俗于农村妇女村庄政治参与模式的实践功能,这将是推进社区善治理想一条可供选择的重要路径。     

农村居民点空间节地问题探讨——以北京市通州区为例

农村建设用地利用效率低下,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制约了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和城镇化进程;通过农村土地整治可以改善农地耕作条件和农村居民居住环境。文章运用景观生态学理论和GIS空间分析技术进行研究,分析北京市通州区各乡（镇）空间节地现状,得到济县镇、永乐店镇和台湖镇三个典型乡（镇）各村庄建设节地初步方案。得出结论：由节地模式判定矩阵可以确定,濒临城镇周边的村庄比较适合城镇化发展型模式;其他村庄适合重点建设中心村的内部挖潜型模式;生态涵养区的村庄适合适度建设农家乐模式的生态挖潜型模式。     

村庄非农化、社会资本与农民家庭收入

聚焦于社会资本影响农民收入的微观和宏观机制,利用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数据构建“家庭—村庄”两个层次的交互模型,考察了不同生产情景下社会资本效用的差异性以及村庄非农化过程对其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在微观层面,家庭社会网络规模的扩张能够同时提高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而社会网络结构异质性的提高只有利于非农收入的增长;并且随着村庄非农化程度的提高,社会网络的效应对于农业收入逐步减弱,而对于非农收入的影响则逐步增强。在宏观层面,村庄社会融合程度的提高仅有利于农民农业收入的增长,但随着非农化进程的推进,村庄集体社会资本在农业生产中所凸显的优势将会逐渐削弱。这预示着,中国农村非农经济的迅猛发展正逐步改变乡村社会资本的经济意涵。     

改革开放40年村庄治理模式变迁路径探析——基于浙江省村治实践

村庄治理模式变迁可从村庄治理主体、村庄治理权力结构、村庄治理资源和村庄治理方式等四个维度进行分析和研究。国家和社会关系理论、制度变迁理论与多中心治理理论为村庄治理模式变迁奠定了理论基础。基于村庄治理模式变迁理论,村庄治理模式变迁逻辑上沿着村庄管制、村庄一元自治、村庄多元自治和村庄自治多元协同路径推进和发展。改革开放40年来,村庄治理模式变迁路径可具体化为两个转变:一是实现了由一元村庄治理模式向多元村庄治理模式转变;二是实现了村庄治理模式一元化向村庄治理模式多元化的转变。浙江省改革开放40年来村庄治理模式变迁实践为村庄治理模式变迁路径理论探索提供了经验支撑。     

论村庄社会关联——兼论村庄秩序的社会基础

中国现代化的特定条件决定了村庄所具有的独立社区社会的特征 ,这一特征的首要表征是村庄秩序获得的内生性 ,村民自治正是对村庄秩序内生获得的恰当表达。村庄秩序内生获得不仅与村庄之外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治理制度安排有密切关系 ,而且与村庄内在结构状况密切相关。本文通过对涂尔干意义上的“社会关联”的引申 ,试图在理论建构和对现实的解释能力上 ,建立一个对理解当前中国乡土社会状况具有一定统括能力的范畴。     

外部资本的嵌入性发展:资本下乡的个案分析

外部资本由于"脱嵌"于村庄场域,其现代农业经营管理面临村庄社区的"日常反抗"而影响其在村庄中的发展。嵌入性发展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嵌入性发展是指外部资本必须嵌入村庄社会,获得村庄社会的支持,以实现可持续发展。认知嵌入、组织嵌入以及关系嵌入是外部资本实现嵌入性发展的三种主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