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村庄:南景--一个学术名村的人类学追踪研究

追踪研究了南景这个因杨庆堃先生的著作而在海外中国研究中颇具影响的学术名村,描述了它半世纪以来从深受广州影响的近郊聚落到都市村庄的演进过程.作为珠江三角洲地区乡村都市化的代表,在当代背景下对南景的再研究不仅延续了名村的学术生命,也使我们目睹了华南乡村社会"农民终结"的动态历程.     

集体产权共有制村庄公共品策略性供给行为研究

村庄是公共品供给的重要主体,其供给效率一般与供给能力密切相关,然而村庄供给能力增强不一定会转化为供给意愿提升。基于对珠三角方村的田野调查,通过构建村民—村庄—政府三维分析框架,结合案例探讨集体产权共有制村庄公共品策略性供给行为的生成逻辑。研究发现：集体经济发达的村庄具有公共品供给能力,但将供给责任推卸给政府,呈现出策略性供给行为,具体表现为：依附式策略性供给、卸责式策略性供给、均衡式策略性供给和应付式策略性供给。该行为产生是因为村民保护集体产权按份共有制“私有财产”、村庄形式化民主反噬公共性和政府弱嵌入结构消解动员能力等多重因素相互交织的结果,其转向的关键在于明确政府公共品供给的边界、完善自主供给制度和重塑村庄社会资本等。     

村庄易地迁移的社会基础和动员逻辑

国家关于脱贫攻坚的制度优势是实现易地扶贫搬迁目标的先决条件,易地扶贫搬迁的中心工作是把村庄易地迁移来实现村民脱贫致富。研究表明,缺乏生存条件的社会基础是村庄迁移的推力,地方政府的社会动员是村庄迁移的拉力,有效的社会动员结构和嵌入其中的“动员工具”相辅相成,涌现了地方政府激励村民搬迁集体行动的动员逻辑;而村民搬迁意愿和地方政府社会动员之间形成的“需求—供给”关系是推动村庄易地迁移的驱动机制。村庄迁移过程也是村民的社会学习过程,村庄易地迁移的根本目标在于优化乡村发展的社会基础,以此增强乡村振兴的社会活力和内生动力。     

农业雇工合作与村庄秩序再生产——基于豫南白村的经验

农民合作是农村社会秩序研究的重要内容。理解农民合作与村庄秩序的关系,关键在于把握合作背后的实践规则。研究以豫南白村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组织化雇工为例,探究家庭理性规则何以影响村庄秩序再生产。通过对雇工过程与合作关系的考察,发现雇工组织以经济理性为合作目标,维持个体家庭的发展秩序。合作过程是雇工组织的工具化过程,即基于家庭理性形成的雇工组织成为家庭理性向村庄秩序延伸的媒介。研究认为家庭理性扩张消解村庄公共秩序再生产的社会基础,内在隐含家庭理性对村社理性的规则替代。虽然两种理性均具有整体主义和伦理内核,并非西方经济话语体系中的个体理性,但不同之处在于家庭理性是农民基于发展压力而作出的自主性调适,其实践主体和支配结果有清晰的利益边界。作为一种公共规范,村社理性服务于村庄利益共同体是维系村社稳定的秩序机制。因此,要加强基层村社组织建设和培育文明乡风,建立以村社理性为规则的公共秩序。     

利益密集型村庄治理“弱集体秩序”的生成逻辑——基于S省A村的调查与分析

农村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旨在形成具有较强集体秩序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但是审视我国利益密集型村庄可以发现,不少村庄社会治理存在集体秩序衰落的现实状况。为进一步探究利益密集型村庄治理“弱集体秩序”的生成逻辑,构建“利益嵌入-秩序重塑”分析框架,对S省A村的全治理过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首先,在农村集体土地、产业利益日渐密集的背景下,“精英俘获”的村治精英、“次精英俘获”的部分村民以及未参与争利的边缘群体,共同组成了分散化的治理结构;其次,村治精英采取集体利益让渡、集体管理异化的方式维持村庄治理秩序,形成了短期化的治理方式;最后,自治原则的异化、德治功能的弱化以及法治规范的虚化,致使村庄治理规则虚置化。治理结构分散化、治理方式短期化和治理规则虚置化三要素的交互作用,共同消解了基层社会治理,促使利益密集型村庄治理生成“弱集体秩序”。     

权力下乡:驻村第一书记制度的内在逻辑与优化路径

以村庄权力互动视角审视驻村第一书记制度,驻村第一书记实现了对村庄权力结构的改造,其本质是上层国家权力下乡。村民自治在实践中暴露出的问题倒逼对村庄权力结构进行改造,于是,驻村第一书记通过向村庄引入上层国家权力并基于新权力的引入重塑了村庄权力互动关系,创造出了一个全新的、具有独特优势的“上层国家权力-基层国家权力-自治权力”村庄权力结构,这就是上层国家权力下乡的过程。依靠干部队伍的嵌入整合、资源输入的权威效应、村治运作的模式创新等方面的联动施力,驻村第一书记成功向村庄引入上层国家权力。通过在“上层国家权力-基层国家权力、自治权力”之轨上建立了培育、监督、辅助三重导向的权力互动崭新条线以及在“基层国家权力-自治权力”之轨上开展了脱轨纠治的互动调适,驻村第一书记实现了对村庄权力互动关系的重塑。新型村庄权力结构的优势在于国家对村庄权力运作与村庄治理的可控性以及能够促进调适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加强党和政府自身建设、推动基层民主发展。不过,上层国家权力下乡也面临着乡土社会的双重屏障、权力运作的支撑不足、下乡成效的生产失衡、目标结果的反向错位等四重现实困境。未来,必须通过统筹个人深入与组织协助、明确书记角色与决策规则、完善制度主导成效机制、坚持村庄权力改善原则来优化驻村第一书记制度,从而更好地发挥制度优势以不断赋能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现代化。     

寻访戴高乐

我的家十分安静。在落日余晖中,我眺望远方,附近十五公里,没有任何建筑。跳过平原和树林,我的目光注视着长长的峡谷,一直延伸到奥布山谷和对面的山坡……这是夏尔·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中描写的住所周围的风景。这个位于巴黎东南方260公里、名叫科隆贝双教堂的小村庄看来非常普通,大片的农田在寒风中静默着,初冬的阳光显得苍白和寂寥。如果不特别说明,你很难把它和一个伟人的故居联系起来。然而,1970年,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冬日里,戴高乐在这里辞世。     

胡楼实践:走出协商民主下的村民自治路

江苏省沛县栖山镇胡楼村在实施村庄建设和农村社区建设双轮驱动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农民在新社区建设这一载体和平台之上,把协商民主下的村民自治贯彻于每一个环节,创造了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典范。     

孝心

第一次有了这辆公车,他就想回老家看看父母。老家离县城不远,是黄河故道上的一个小村庄,几十户人家。父母大半辈子就在这故道上种粮扒食、栽藕捞鱼,整天价一身尘土两腿泥。上学时他就想,往后有了条件,一定将二老接到身边,让老人家好好享享清福———父母养育之恩,当儿女的一生一世也报不完哪!后来他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在县政府谋到一份不错的工作,不几年就当上了科级干部,结婚生子,还有了一套面积不小的房子。搬进新居,他就想把大和娘接来一起住———将父亲喊大是这一带乡下延续了千年的称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