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词选、词话看柳永词在宋代的传播

通过对宋代词选、词话著录柳永词情况的考察,可以见出,柳永词在士人文化圈中通过一般词选、词话传播的整体状况较为落寞,但在歌妓、平民文化圈中通过通俗词籍--唱本的传播及口头的传播则异常火爆.这种二水分流、泾渭分明的状况鲜明而生动地表明了宋代柳永词传播过程中雅、俗两种审美趣尚的分野.     

从柳永词之争观“雅”与“俗”

雅俗之辨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重要议题之一。对包括柳永词在内的任何艺术形式的雅俗之辨的首要前提要求论者指出雅与俗范畴的真正涵义及其所持的价值尺度,以此为基础方可勾画出所论艺术形式雅俗的真实图景。雅俗关系的历史特征是传统与嬗变的对立统一。因此能否在新的审美价值论基础上建立审视人类文化与艺术成果的新标准将成为对雅俗价值进行现代阐释的理论课题。     

论金、元二代柳永词的传播与接受

金、元二代,柳永词通过选本的传播由彰显归于消歇,士人对柳永词的接受也呈现出潜隐状态。但消歇不等于消逝,潜隐不等于停滞,某些微小的信息已经透露出柳永词选本传播蓄势待发、东山再起的必然性,此期士人对柳永词的接受则更多表现为深层理解与心理认同。     

论柳永词在明代的传播与接受

柳永词之传播与接受在明代迅速复苏,其词史地位亦得到大幅提升。此期柳永词因其言婉情真而被众多词籍大量著录,传播之势大盛,但雅派词籍的没落也反映出明人词学趣味的单一与偏执。柳永词的接受则显、隐双线并行,不但其绮语真情得到众多士人的推崇,其内在的平民化、通俗化艺术趣味与审美追求亦得到深度认同与广泛接受。     

柳永词作的精神特质与美学风格

抒发经世致用的宏远大志,热情讴歌祖国的美好河山和繁华都市,对处于社会底层的歌妓倾注前所未有的人性关怀,是柳永词作的精神特质。柳永词的美学风格总体表现为:词律谐婉,情真意切;情景交融,委曲尽致;善于白描,层层铺叙;语言通俗,明白如话。     

刘天文先生新著《柳永年谱及系年词考签》出版发行

成都薛涛研究会会长、原成都大学校长刘天先生离休近20年来，潜心于唐宋学研究，继《薛涛诗四家注评说》等专出版后，其新《柳永年谱及系年词考签》于2005年10月由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出版发行。该书内容考辨详实，新见迭出，除“柳永年谱稿”和“柳永词系年考签”外，还有作近年来关于柳永生平、交游的考略以及柳永词的师承、影响等评传章。     

白诗柳词之可比性及内在成因

以宋词比诸唐诗,柳永的词和白居易的诗具有很强的可比性,具体表现为作品取材生活化、琐细化,叙事达情务繁务尽,艺术风格浅近轻俗等。白诗柳词这种相似性的内在成因,除了艺术上自觉的共同追求,受到相似的社会文化思潮影响外,还在于他们心灵上的契合。     

从柳永词的评价看雅俗观念的转化

俗与雅是相对的、相互包容的 ,流行之俗在一定条件下能够转化为经典之雅。对柳永词的评价 ,在两宋、元明清和现当代差异甚大 ,其基本趋向 ,是从“俗”到“雅”。这一审美观念的转变 ,需满足两方面的条件———在创作主体方面 ,需具备可转化的要素或素质 ,在主客体诸关系之间需存在一定的距离     

柳永词中的女性形象与其女性学价值

柳永所处之时,正是宋词繁盛时代。作为我国第一位职业词人,柳永以其对女性形象的多样化表现和超越传统的女性观点,开创俗词中的一股清新之气。本文对柳词传递出的女性思想观念,表现出的女性意识觉醒,以及对当时和后世的女性学价值进行了分析整理。     

苏轼对柳永词之态度新论

不少评论家把柳永和苏轼分别看做“婉约派”和“豪放派”两个对立词派的代表人物。他们认为,苏轼很不满意格调日趋卑下的婉约词,而不少柳词正是格调不高、“浅近卑俗”,因此,苏轼就应被视为起来对抗柳词的健将。这些评论家的依据,是历代词话、诗话、笔记里的记载。其实,这些古代词话之类中的说法并不可靠,因为它们的作者的创作态度并不太严谨,以致经常出现张冠李戴或颠倒黑白的情况。如果只依这些不太可靠的二手资料,推断苏轼贬抑柳词,说服力并不强;但如果只根据苏轼本人的著作来判定他对柳词的态度,就看不出他有鄙薄柳词的意思。苏轼所谓词的“柳七郎风味”,其实并没有包含柳永词格调鄙俗这层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