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的法律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困境

法律理性是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结合。人工智能能够满足机械法学所要求的事实向结果的逻辑转化,在寻求"最优解"上有优势,但在实现法的形式理性问题上面临着立法不周延、法律边缘地带适用标准模糊、人类偏好与价值判断不可避免的问题。人工智能系统固有的感知缺陷使得它无法完成社会、历史因素客观化的任务,无法实现法的形式理性。人工智能在立法和司法中皆面临法律方案的选择难题,由于评判标准取决于人类的目的、评判价值的不可量化性和人工智能系统的感知缺陷,人工智能亦难以实现法的实质理性要求。因此,人工智能不能满足法律活动所需的理性,而只能作为人类法律活动的工具,无法超越人类而获得统治地位。     

IT商业价值的管理认知研究综述

传统上,IT商业价值研究从计量经济学、财务学、产业组织理论和资源基础观等方向展开,但是随着IT应用的推进及其影响的扩散,这类变量的效度正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相比之下,基于管理认知的构念能够反映管理认知影响决策行为的现实,丰富IT商业价值的内涵,与传统研究互为补充。归纳了与IT商业价值研究相关的管理认知研究视角,包括信息处理理论、个人构念理论、意会理论和技术框架理论等,阐述了管理者如何使用自我建立的知识结构等心智模式,对环境进行留意、感知、意会和赋予意义的过程,分析了外部和内部因素如何影响到管理者的认知,而管理者的认知又如何影响到其后续的决策行为,并提出了该领域的研究机会。     

中国海外园区发展的动因、实践与模式——以青岛市为例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与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化,中国海外园区成为中国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空间平台,其发展经历了企业自发阶段、政府扶持阶段,并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迎来新的发展阶段。青岛为中国海外园区发展的先行者。在实践层面,青岛海外园区以一、二产业国际合作为主要内容,面向"一带一路"国家布局,创建了1个国家级海外园区,有5个海外园区纳入国家商务部考核名单。在发展模式层面,青岛以"青建+"建设模式,通过中外合资共建、中方独资建设、中方投资收购等方式,形成"上合+X"全球布局模式,并以政府工作落实、地方合作、财政金融支持和风险防控四方面为海外园区发展构建起安全保障。     

以平台引领推动城市基层党建创新发展

西山区位于云南省昆明市主城核心区西南区域,辖区总面积881平方公里,下辖10个街道办事处、111个社区、393个居民小组,共有党组织1557个、党员22305名。近年来,西山区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镇化率超过70%,社会群体多样、群众需求多元、问题矛盾多发等社会治理难题也逐渐凸显,原来条块分割化、碎片化的传统党建模式已难以适应当前发展形势的要求。     

网络游戏行为的影响因素:一个文献分析

对网络游戏行为影响因素的分析,是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从社会互动、团队合作、角色扮演、交易行为、虚拟暴力等维度,梳理和介绍了国内外学界网络游戏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进展。视野开阔、跨学科分析、建构总体性解释架构等,是现有网络游戏行为影响因素研究的重要特点。而偏向于用客观变量解释网络游戏行为,忽略对除人格、动机以外的主观变量的分析,则是网络游戏行为影响因素研究中的主要不足。     

鲁迅小说话语建构中的空间焦虑与故乡生命力场

在鲁迅故乡话语系统的建构过程中,空间焦虑是话语运作的驱动力。从离乡者的视角看,故乡因启蒙话语的渗入呈现出以吃人为内质的囚牢模式;从在乡者的视角看,则体现为人要进入群体中而不能的阻隔模式。鲁迅以此空间形式营造了故乡与鬼域的同质性。同时,空间焦虑也是话语主体的精神本质。以还乡、寻路的空间焦虑呈现着话语主体的分裂和整合。它实质是鲁迅流寓者身份的言说形式。     

论中国古代文学实践教学的模式建构

实践学时的嵌入是中国古代文学实践教学模式建构的必要条件,教学方法的理顺、宏观与微观诸因素的协调,能够保证实践教学模式的有序运行。个性化考查是中国古代文学实践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于原典的新鲜性和趣味性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并能够增强学生的创新能力。     

辩证唯物主义视野下库恩科学发展模式的评价

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视野看,库恩创造性把“科学认识论”的范畴拓展到社会历史范畴,其科学革命的结构理论主张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过程论,其动态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对立统一规律.但同时也存在一些消极方面的因素,如科学发展模式否定了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范式论中的存在唯心主义倾向,在真理问题上存在相对主义观点等.     

变量与量度——国际合作达致的因素解构

全球化时代,不断涌现的全球性治理议题对各个治理领域的国际合作提出了迫切的需求。从法经济学角度分析,国际合作达致的因素包括合作收益、合作可自我实施以及自我逐利行为受约束等。各领域的国际合作在成功程度上存在明显差别,其原因是影响国际合作的因素存在"质"和"量"两个方面的差别。一方面,国际合作影响因素存在一定的顺序排列,合作收益、合作效力与合作机制因素集群之间的排序可能造成不同领域国际合作的程度差别;另一方面,国际合作的影响因素呈现程度的差别,合作收益、合作效力以及合作机制因素集群各自积累的程度会影响具体领域国际合作的水平。从国际合作达致因素的变量和量度的分析对国际合作实践和理论有丰富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