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火”范畴是中华文化的轴心——兼论“阴阳”的归纳、“格物”的诠释

饮食“歧路”导致中西文化的水火观念差异悬殊。“水火不容”西文无法对译,遑论“相济”。“水火”自古即为八卦、阴阳、五行的共同部件。华夏历来食物匮乏、人际紧张,水火互动最能象征人事的复杂微妙。明代何瑭说“造化之机,水火而已”,关于宇宙生成的这一论断已被现代科学证实。“阴阳”模式之归纳所据的三大现象,应为宇宙层次的日月、生物层次的雌雄,关键是人文层次的水火。华夏文化偏重人伦、无视物理。探索自然的墨学中绝,《大学》八目之首的“格物”聚讼千古;朱熹之后,诠释上形成道德、科学的两歧。清末西儒按华人观念重构科学,所编京师大学堂课本《格物入门》有《水学》《火学》分册。可知“水火”是中华文化的潜在轴心。     

朱熹"致知"须假"格物"原因探析

在朱熹看来,理先天地内存于人心中,格物的过程是分清是非,再次确认的过程;是在与其他思想的比较对照中,愈发排除干扰坚定信念的过程;是更加自觉体认有关原则,身体力行的过程.简言之,就是人们从道德修养的工夫论角度对儒家学说的初步认识、廓清坚定进而自觉践行的过程.因此,朱熹认为"致知"须假"格物"的原因可归结为:去除遮蔽、明辨是非的需要;反对佛老、坚定信念的需要;反对空谈、亲身践行的需要.     

朱熹对大学格物致知的错解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朱熹以一己之见错解《大学》的＂格物致知＂为穷尽天下事物之理,误导读书人纷纷向外追逐名利,不知道从心地上革除私欲。而革除私欲是修身的根本,不能修身就不能治家齐国平天下。朱熹不能契入四书超凡入圣的境界,他所注解的四书误导了千百年来人们对孔孟经典的阅读理解,使人们不能借圣贤的经典开启自己的良知。     

事理相丽为实至仁--论王夫之的苦乐观

王夫之是宋明理学的总结者,也是集大成者,他对“孔颜之乐”也进行过比较详细的论述。本文正是通过阐述王夫之“乐”的思想,特别是他在《读四书大全说》一本中有关“孔颜之乐”的思想,进而归结出他的苦乐观。     

从《大学》“格物”、“致知”的阐释看泰州学派的演进——以王艮、罗汝芳、李贽为例

儒家经典《大学》本为《小戴礼记》中的第42篇,是倡导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修身为本的先秦儒家典籍。自从朱熹《大学》改本的出现和定型,此后数百年间,人们阅读《大学》时,一直受其影响。明代王学的发展是伴随着《大学》的不断解读而逻辑不断缜密的过程,也是对《大学》核心概念诠释不断变化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过程。泰州学派的发展尤具有代表性,从王艮的“淮南格物”之说发展到李贽的“童心”说,既是对阳明先天预设之“良知”的不断消化的过程,也是对“良知”系统不断重建的必然;把“良知”先天预设还原到后天实践的演进,既是消融和降低“良知”动态性的过程,也标志着阳明心学的终结。     

朱子对儒家忠恕之道的创造性诠释

朱子认为忠恕之道是先秦儒学传承的核心义理,他在吸收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对忠恕思想作出了创造性的诠释.他从天地的忠恕、圣人的忠恕和学者的忠恕三个层面理解忠恕之道,分别开显了忠恕之道的本体论、境界论和工夫论内涵.他认为本于仁德发用的恻隐同情之心是忠恕之道的基础,阐述了忠恕之道的心性论依据;认为在具体的道德实践中,忠恕之道与格物致知是相同的为学工夫,但两者表述思路存在很大差别.     

从“格物致知”看朱熹的理学地位——对牟宗三判朱熹为“别子为宗”的反思

牟宗三以道德形上学为根据,从本体论和工夫论两方面展开论述,认为朱熹将天理与人心相区分,追求“只存有不活动”的道德本体和格物致知的顺取工夫,而将其判为“别子为宗”。但是通过对朱熹思想发展脉络的进一步研究可以发现,其“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工夫入路是对程颢等学者过于追求“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道德境界而忽视具体实践工夫的一种矫正。朱熹的“格物致知”思想促进了先秦以来儒家传统思想的深化和思维水平的提升,在宋明理学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浅析朱熹哲学“理一分殊”思想

宋明理学因为其独特的风格和特点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成为官方哲学,统治时间达七百多年,对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面对儒、释、道三家合流的冲击,为了恢复儒家作为合法地位,朱熹作为集大成者,建立以理为基础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对由程颐提出＂理一分殊＂思想,朱熹进行了系统论述,并使之成为程朱理学的一个核心观点。它的思想包含着动静观、格物致知论、心性理欲论三个方面,在此之中,朱熹哲学实际上成为封建皇权的精神象征,并包含很多唯心主义成分。     

“格物致知”与宋代绘画

文人社会的“格物精神”使宋代绘画艺术登峰造极。宋人尚理,绘画亦重理。其中,宋之理学“格物致知”对宋代写实绘画风格的影响尤大。本文拟从“格物致知”的内涵演变论述其对宋代写实绘画的具体影响。     

宋明理学知行观道德内涵刍议

宋明时期,知行关系成为理学家关注的焦点,从“知先行后”到“知行合一”,知行及知行关系被理学家赋予积极的道德内涵。由知行关系到格物致知,理学家同样赋予格物致知以丰富的道德意蕴,并把格物致知作为一种提高个体道德修养的必要手段。理学家的知行观,迎合了统治阶级加强道德教化,巩固宗法等级秩序的需要,对促进封建统治的稳定和谐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在重视知行关系道德价值的同时,却漠视了人的物质要求和精神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