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德勇:守望良知思广益

20世纪90年代末,湖北一所师专的中国哲学史课堂。一位男生正端坐倾听。当老师讲到王阳明哲学思想,格物致知从"格"心外之物到"格"心中之物时,男生睁大了眼睛,继而皱起眉头沉思起来……2011年底,上海一家公司办公室。王阳明及其弟子王艮的思维方式与一位男子心中多年来的策划经验渐渐贯通起来,继而,定型了"品牌策划=致良知+知行合一"的思路。这两个镜头里的主人公是同一个人,目前是五思广益品牌管理(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何德勇。十多年来,从学生到走向社会,从学习活动到企业品牌策划活动,他研讨良知、守望良知、践行良知的心路历程从未中断,留下了一串串引人注目的脚印……     

论清初四书学者群体“格物致知”思想的特色与意义

清初部分学者的格物致知说,已经开始离开程朱陆王之争的畛域,向新的方向在迈进.他们提出格物即格物,不把格物与道德问题相联系,强调认识的实践性,强调知行合一.这些思想既是清初经世致用思潮的反映,又对清初经世致用思潮的形成作出了理论贡献.     

朱熹和王阳明对《大学》的不同解读

<大学>作为儒学的经典从宋代开始其地位逐渐升高.朱熹和王阳明都是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思想家,但他们对<大学>却有不同的解读.比较他们的解读,就能够把握其不同的思想脉路,展示出他们的思想归属和对中国文化影响方式的差异,加深对这两位思想家和其后的某些中国文化现象的认识.     

太谷学派的三教心法：“格物致知”释论

本文论述太谷学派以儒佛道三教合一的思想解释《大学》“格物致知”,提出了自己新的观念。他们释“格物”为合二为一之“合”,既以之指导人生,也以之构成合二为一的文化史观和世界观,主张建构和谐的世界。     

“格物致知”和“诚斋体”——理学、禅学对杨万里文学思想的影响

南宋诗人杨万里身兼理学家和诗人的双重身份,他在潜心学术的同时,不仅接受了理学“格物致知”的认识方法,而且更加注重将“格物致知”中所蕴涵的诗性观念与诗歌创作在思维和审美领域里沟通起来。此外,理学的“格物致知”思想与禅宗的参悟精神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二者共同作用于杨万里的创作思想,这就使得他既固守理学精神的根基,又以禅宗的参悟精神去激发自己的创作灵感,改变传统的艺术思维方式,从而把宋代特有的文化品格与诗歌的审美特质和艺术规律融合在一起,以独特的视角去对待宇宙自然,并最终形成了“诚斋体”重机趣、主活法、重幽默的诗学风貌。     

论朱熹的格物穷理思想及其“科学理性精神”

朱熹借用佛学理论创造性地提出＂理一分殊＂新儒学理论,并以此理论为基础深入阐释了儒学之＂格物致知＂理论。他提出的格物与致知（格物与穷理）辩证统一的心性修养途径和方法,与培根等近代科学方法论大师提出的科学探索方法非常接近;但因其格物穷理思想建立在＂理一分殊＂唯心主义基础上,加之他不愿突破儒家伦理框架束缚之形而上学特质,他的＂格物穷理＂思想,终未走向真正的科学精神和方法之方向。     

论先秦儒家“博物”观念生成的内在逻辑

自秦汉至魏晋,知识界涌现出一批以《博物志》为代表的博物类书籍,它们具有类似的叙事模式,其思维源头可上溯至先秦儒家的“博物”观念。在先秦儒家的话语中,“物”不仅包含“鸟兽草木”等具体之“物”,还涉及记忆、经验等具体之“事”。作为认知的客体与主体,“物”“我”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动关系,客体“物”的存在是主体认知的外在前提,主体“我”的道德情感则是生成“物”之善恶的关键要素。孔子对于周人“敬天保民”思想的哲理化是儒家产生这种思维方式的历史背景。基于此,“博物”遂成为儒家实现“君子人格”理想的重要支点。     

论新安理学家范涞及其哲学思想——以《范子哤言》为中心

范涞是明朝中后期著名的新安理学家,《范子哤言》是其从中年到晚年的读书笔记以及人生体悟的综合,其中囊括了范涞主要的哲学思想。在“理气论”方面,范涞继承了朱熹“以理为本”的宇宙论思想,并且认为“气”是沟通“形上之理”和“行下之物”的中间环节,但是他的理气论思想中存在着“理”和“气”两个本体的“二元矛盾”;其“心性论”也基本上继承了朱熹的观点并有所发挥,但有些地方亦有不足之处。最后,在其“格物致知论”方面,范涞认为“格物致知”和“知行合一”思想最为重要。     

牟宗三判定朱熹别子为宗标准的疏解与反思

在儒家系统内部,牟宗三判定朱熹的思想系统是别子为宗。牟宗三认为朱熹将道德的最高本体体会为“只存有不活动”,在功夫上强调格物致知的顺取,是儒家发展的转向和歧出。这种判定活动深化了朱子学研究,但是这种判定标准割裂了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的一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