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新发展——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后新疆民族宗教状况新变化学术研讨会剪影

2012年5月25日,由自治区社科联、新疆民族研究学会、新疆宗教学学会联合主办的"新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新发展——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后新疆民族宗教状况新变化"学术研讨会在新疆社科院召开。自治区民宗委、自治区安全厅、新疆各大专院校、自治区党委党校、兵团党校、中国人民解放军乌鲁木齐民族干部学院、新疆武警指挥学院、新疆社会主义学院、新疆社科院、新疆日报社、新疆天山网等单位的社科专家学者80多人参加了本次研讨会。会上共有6位专家学者作大会交流发言。自治区社科联党组成员、副主席阿不都热依木·哈力克参加会议并讲话,新疆社科院宗教研究所所长郭泰山主持会议。     

和谐社会指标体系的国内外研究评述

和谐社会的统计学研究,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而且是实践性很强的现实问题.关于和谐社会的统计测度研究方法,可以借鉴国际上社会指标研究和我国社会指标体系、小康社会的指标体系研究方法进行.和谐社会指标体系的设置应该更多体现社会发展的理论流派和社会学意义,根据"和谐社会"的内涵构建统计指标体系,用"社会和谐"的综合指数和若干分类指数,描述和判断近期我国社会和谐状态的变化情况.同时,对指标的评价方法上从统计学的角度去研究才会更加科学、合理、客观、可行.     

文贵莫精能变化——从二序看韩柳的精湛文风

唐代散文,韩、柳双峰并峙。对照韩愈《送董邵南游河北序》和柳宗元《送薛存义之任序》,可以透彻解读二家精湛的文风与不同的政治追求。     

明清社会对"富民"作用的认识

明清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富民阶层不断发展壮大.关于富民阶层的社会作用,时人有许多肯定的议论,认为他们是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是社会内部发生变化的强大动力,在国家的赋役承担、经济发展以及地方的社会管理、经济文化、灾荒赈济、公共设施建设、助君"养民"等各项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广韵》日母字在东北方言中的语音演变及成因探析——山东移民“闯关东”对东北方言的影响

《广韵》日母字发展至今北京音系有着很多不同的读音变化,东北地区有着和其他方言不同的变化:止摄开口字读为零声母,止摄开口以外的日母字丢失[]声母,并有[i]介音,亦读为零声母。这很可能与明末清初以来山东闯关东的数千万移民有关。移民带来了他们的方言,使东北方言形成了一些与山东方言相似的特点。     

从Talmy的认知语义学看汉语的屈折变化

屈折变化是西方语言研究的重要领域,汉语研究一直忽视了这一重要语法范畴,而且大家对汉语屈折变化的界定也不唯一。本文从Talmy的认知语义学入手,分析汉语屈折变化的不同特点及分类,并阐述汉字屈折变化对汉字意义和其他方面的影响,使汉字研究进一步深化。     

管理会计变化的制度研究及其理论应用

文章首先回顾了西方管理会计变化研究的结构理论和制度理论,揭示了管理会计稳定性和变化阻力的根源;运用管理会计研究的结构理论和制度理论的框架,对山东东阿阿胶集团公司应用ERP的案例进行了剖析。认为管理会计变化的结构理论和制度理论对解释我国企业管理会计变化过程及其成败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转型与变化:90年代文化语境中的中国小说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国社会的文化转型以同源性的关联方式促成了文学的分流和变化，使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文学在类型范式和价值形态上都有别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文学。本文立足于文化转型与文学变化的同源性关系，从“文学的类型分化与作家群落的变化”、“回到日常经验与个人化写作”、“叙事空间的转移与物质话语的膨胀”、“大众传媒对文学的改写”、“文学生产与流通的商业化倾向”等五个层面，概括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文学区别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文学的重要特征，并对上述特征已经或可能给中国文学发展带来的影响作了分析和评价。     

接受之维的期待视野

尧斯所创立的接受美学已经问世近半个世纪,它的魅力和影响遍及全世界。本文力求在分析尧斯接受美学理论的哲学来源、心理机制的基础上重新剖析期待视野的巨大功用,从期待视野的角度来审视文学的流变,并对期待视野的未尽之处予以总结。     

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政策走向

谢维和、陈超在《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6年第3期撰文指出，教育政策数量变化研究对于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1985～2001年中国教育政策的数量及其变化从一定的侧面反映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基本状况、发展脉络和主要特点。通过归纳发现，这些年中国教育政策的发展一直在面对和经历着一个十分矛盾和艰难的抉择。一方面作为一个转型社会中的政府和教育管理部门，它承担着主导和控制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责任和任务；另一方面，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及其对教育的需求和压力，又迫使教育管理部门不得不把适应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人们的需求作为政策建设和调整的首要选择，因而常常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教育活动本身所需的教育政策的稳定性和有序性，甚至放弃了教育政策自身建设的内在逻辑和规律。这种矛盾和两难选择正是我们研究和分析中国教育政策数量变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和基本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