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刑法——法治背景下的刑法之应然形象

法治的精义在于保护人权,刑法的目的和终极归宿也在于保护人权,人权刑法是法治背景下的刑法之应然形象.人权刑法的实现,有赖于对刑法的存在根据和目的的重新认识,有赖于对罪刑法定主义忠诚维护以及刑法解释上的遵循刑法客观主义的理路.     

论乡村政治文明建设的两个基本维度--制度的完善与意识的培养

肇始于八十年代初村民自治兴起的我国乡村政治文明建设,至今已经历了二十多年的风雨历程。以村民自治为主要内容的乡村政治文明建设在法律化、制度化、规范化方面都取得了显著进步,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和矛盾,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制度的缺憾与村民民主意识的淡漠。因此,必须从完善乡村政治制度和提高村民的民主意识入手,推动乡村政治文明建设的健康发展。     

我国良主政治建设的特性

《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始终贯穿着一个基本原则，即中国的民主只能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的民主，因中国所面临的环境不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也不可能与西方一样。笔者完全赞同这个主张。     

浅议高校民主管理的重要性

高等学校应该实行民主管理。本文从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教师劳动的特点、科学管理、管理心理学理论等几个方面加以论述,用正反两个方面的实践,证明了民主管理在高校管理中的重要性。     

抗日民主政权的劳动立法

抗战时期，我国抗日民主政权制定的劳动立法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高度重视对弱势劳动者的保护，提高了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促进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     

抗战时期毛泽东、蒋介石民族主义思想之比较——兼论二者对战后中国政局的影响

抗战时期，毛泽东坚持将国际主义与民族利益有机结合，坚持将民族主义与民主政治相结合。而蒋介石则推行集法西斯主义的专制性、保守主义的守旧性和爱国主义的进步性于一身的民族主义。民族独立是两种民族主义的共性，也是两党合作的基础。毛泽东、蒋介石民族主义的不同特点却分别对战后中国政局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蒋介石虽然利用了民族主义为政府提供合法性基础的作用，却忽略或回避了对民众利益的关注。在民族敌人消退后，蒋介石民族主义剥夺民众自由、权利的一面与已经启动的民族独立、民主的历史进程背道而驰，从而遭到大众背弃。而中国共产党则充分发挥了民族主义对民众政治参与意识的促进功能，成功地将众阶层纳入了统一的抗日救亡运动，并为日后政权的确立准备了深厚的民众基础。     

北京现金扶持郊区农民创业

2004年，上海市委、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和措施，按照国家统计局最新监测标准，使上海郊区农村全面小康实现程度达到87．8％，比上年提高了2．6个百分点。目前，上海、北京、天津全面小康实现程度均已超过60％，上海比北京、天津分别高出6．1个和20个百分点。但全国尚有近2／3的省(区、市)农村全面小康实现程度小于30％，少数省(区)农村全面小康实现程度为负值。     

法治、司法改革与法律共同体

法治是法律之治,法律之治是以司法活动为中心而展开的,没有完善的司法就没有良好的法治。司法活动的主体实际上是法律共同体,司法改革成功与否,关键看是否能够建构中国的法律共同体并使之成为司法的决定性力量。中国的国情决定法律共同体建构的中坚力量是法学家,司法改革应使法学家阶层成为法治的中心。司法改革为法律共同体的建立提供了契机。     

加强社会主义法治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构建和谐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人类孜孜不倦的追求。构建和谐社会应该从多处入手,民主法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和保障,文章从如何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角度来分析论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略论党内民主的特征

大力发展党内民主,是党建理论与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推进党内民主首先要正确认识党内民主,把握党内民主的特征。党内民主具有民主的一般性特征。同时,作为民主的一种特例,它还具有一些不同于一般民主的特征。具体而言,党内民主具有系统性与层次性、目的性与手段性、发展性与渐进性、相对性与开放性、有序性与法治性等特征。关注党内民主,把握党内民主的特征对于新形势下深入开展党内民主研究,促进党内民主的发展、完善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