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制度在实现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中的作用

党内民主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引导作用,发展党内民主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民民主,进而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整体发展.而以党内民主示范和带动人民民主的现实路径,就是充分发挥人大制度平台的作用,通过认真落实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有效对接,发挥党内民主对人民民主的示范和引导作用.因此,充分发挥我国人大制度的优势,用足人大制度的"制度空间"来促进人民民主,不失为目前条件下加快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有效策略.     

微博时代公民政治参与研究

随着微博时代的到来,公民以微博为媒介参与民主政治正成为一种新的趋势.微博新媒介与传统媒介相比,能为公民提供了一个更加开放、便捷的政治参与平台,正改变着公民政治参与的方式,推动公民政治参与有序发展.公民借助微博参与民主政治,一方面具有其内在的规律性,即政治参与主体广泛平等、参与理念公开透明、参与方式直接互动、参与效果快捷即时;另一方面,又存在着一些问题与困扰,如网民结构失衡与民主决策的矛盾、网民权利表达离散与科学决策的矛盾、网民权利表达非理性化与理性决策的矛盾.     

民主政治：党的三代领导集体治国方略的核心

为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的三代领导集体进行坚持不懈的探索与努力。在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上,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民主治国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延续,在实践上分别作出了富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演进,这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和国家学说。     

环保法基本原则之公众参与原则

公众参与原则又称环境保护的民主原则,是环境法的精髓和灵魂。在阐述公众参与原则的基本含义的基础上,探讨公众参与作为环境资源法基本原则的必要性及其理论基础、我国公众参与法律制度的构建及其完善等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梦的价值内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梦的价值内涵之间具有内在的思想联结。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确认个体本位的合法性与个体利益的正当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人本理念的价值目标在中国梦的价值内涵中得到深刻体现。中国梦的价值内涵具有强烈的人本精神,这在基本逻辑关系上确立了中国梦与个体主体性及其利益正当性的直接关系。中国梦在价值内涵上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契合与传承。     

浅析《理想国》中“善”的理念及其现实意义

柏拉图的《理想国》被认为是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他基于对当时希腊雅典社会政治的观察,看到现实社会中的种种弊端,为了挽救古希腊城邦奴隶制的危机,柏拉图提出建立一个正义的城邦,为实现这一理想目标,他提出治国者掌握治国的最高知识---“善”的理念。“善”的理念在《理想国》第六、第七卷中得到了具体的阐述,柏拉图将太阳比喻为最高的“善”,太阳是世界万物的光明之源,从而“善”的理念对于人类社会来说也是人类认识所能达到的最高的境界。在“善的理念”的指引之下,公民具备认识世界的能力,从而为建立一个“正义城邦”奠定基础。     

略论抗战时期边区抗日民主政权的历史特点

边区抗日民主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和形式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创建的政权组织,它是既区别于土地革命时期的苏维埃政权,又不同于解放战争时期人民民主政权的一种特殊的政权组织,它从政权性质、阶级基础、政权组织形式和政权作用等诸方面都有其自身的历史特点。     

技能立国——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培训发展的新理念

澳大利亚在建立现代职业教育培训制度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逐步确立了"技能立国"的先进理念.其内涵包括:政府在发展职业教育培训中的统一协调作用;企业界在发展职业教育培训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受培训者在培训活动中的自主权;注重质量、效能、统一、公平、灵活的培训原则;等等.     

论发展协商民主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和谐社会是一个多元的和宽容的社会,它能够在矛盾和对立中寻求合作与共识,谋求共同发展,能够容纳并解决利益冲突。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本质上是实现各种利益冲突的动态平衡。发展协商民主是平衡利益冲突,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策略,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主要方向和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离不开各种相关机制与途径的共同完善。     

社区民主:培育公民政治参与能力的最佳途径

在经济和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我国政府正探索实现善治的途径。善治的实质在于实现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的良好合作。公民社会正在城市共同治理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参与者身份。公民社会形成的内在基础是公民广泛的政治参与,政府组织当然也是公民政治参与的组织者和发起者,但政府无力也无法直接去培育公民的政治参与的能力。当前,只有发展社区民主是培育公民政治参与的有效途径和现实选择。发展社区民主、构建和谐社区首先要完善社区自治组织建设,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组织平台;其次要加强公民意识教育,增强公民政治参与的内在动力;再次要探索新型的政治动员模式,引导公民理性的参与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