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源记并诗》与汉晋民间信仰——兼论陶渊明在汉晋思想史上的独特地位

汉晋以来的民间宗教与太平信仰决定了桃花源故事的民间性.<桃花源记并诗>的文体特征和作为志怪笔记"实录"、"游心寓目"的写作意识,透露了它的民间无意识本质.民间性桃源村社暗合了主张个人在同天地社会的自然和谐中获得生存自由的晋以前的传统文化,而同当时上层精英主张在世外寻求解脱的仙境说、净土说等新思潮格格不入.陶渊明诗文的伟大价值就在于它们以素朴的民间形式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基核.     

我国现当代小说汉英自译的历史书写

历史是小说创作的背景之一,以或直截了当或一笔带过的表达方式存在于小说的字里行间。小说自译者因其兼具作者和译者身份,必然肩负历史书写的使命。汉语平行语料表明,自译者多使用双语文本"合力"的方式集中再现民国时期(1912—1949)的历史,且在汉语原文和英语译文中体现出"明"与"暗"两种处理倾向。     

论赵树理小说的乡村文化建构

赵树理具有自觉强烈的乡村文化服务意识,其小说始终以农民为服务对象,于特定时代的乡村文化中挖掘问题,最终通过农民对文学作品的有效阅读,试图建构一种新型的乡村文化形态。这是一种规范性文化,为乡村提供了一整套公共规则、乡规民约和道德标尺,从而使得乡村成为一个富有意义的社会场域。这正体现了赵树理对和谐的乡村政治文化的乐观性建构,也使得其小说创作对当下文学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产生重要的启示意义。     

在梦想与梦魇之间——现代中国女性小说的梦幻书写及其主题探索

现代中国女性小说的梦幻书写与同时期女性的社会追求、个体成长、精神困境等有着高度的契合,梦幻是借以表现女性社会文化遭际的一种有效书写方式。娜拉出走之梦、络绮思之梦、邵玉梅之梦、卜零之梦分别是不同历史阶段现代女性小说中具有代表性的女性主题梦幻,彰显了她们在主体性探寻过程中所遭遇的集体精神困境。     

场域法则支配下的美学变革——论晚清小说审美理论的出现

晚清小说审美理论的发生,与同时期文学制度的变化密切相关.晚清见证了一个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现代意义上的具有自主性的小说场的出现.正是这一文学制度方面的深刻转变,促成了小说审美属性的发现.不论是小说场日益强烈的自主性诉求,还是小说场内不同群体间争夺场域合法性的论争,都强力地推动着人们对小说独立审美性质的强调,这种强调最终导致了"纯文学小说"观的产生.     

竹枝词的创作

正一、竹枝词的由来竹枝词本是巴渝一带的民歌,演唱时以笛、鼓伴奏,声调婉转动人。内容多数是歌唱男女之间的恋情和生产劳动中的感受,传达了巴蜀一带的风土人情。中唐诗人刘禹锡在任夔州刺史时,对这种民歌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嫌有些民歌太俚俗,进行了搜集、整理和改造,并模仿竹枝词的风格创作新诗,内容也多是吟咏巴渝风物。后来,白居易、顾况等人也有拟作,其作品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二、竹枝词的特色大体说来,竹枝词有3种类型:一类是文人收集整理的民间歌     

"新冲淡"小说的出现——论东君小说创作

东君小说中有着明显的"冲谈"痕迹,在他的作品中具有浓浓的带有宗教倾向的出世味道。他非常注重对冲谈的艺术境界的营造,具体表现在情节编排、场景展示和语言运用中。东君的创作强化了作品的现实关注度,加入了神秘美因子。     

明末清初佛山成为广东土戏演出重镇探源

佛山是广府民间土优戏班演出最早最活跃的乡镇。佛山的本土娱乐戏曲有其历史、社会、政治、经济等地方背景,受这些因素影响,本土民众的娱乐形式、习惯等逐渐形成风貌特征,并在明末清初时成为广东土戏演出重镇,其繁荣成因深刻地反映了地方传统戏曲积累的深刻的历史文化底蕴。     

地域符号与民间话语的重构——以池莉、陈应松、刘醒龙为例

在中国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版图上,地域符号与民间话语是一个混色涂抹的重要版块,二者相辅相成,共同彰显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和丰富性。池莉、陈应松、刘醒龙作为湖北这方面代表性作家,他们的作品以地域鲜明的艺术世界、诗意重构的民间话语和风格各异的审美叙事,不仅开拓出地域文化的新天地,而且以重建民间话语的方式将文学鄂军的标识性符号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丰富了中国文学的本土经验。     

我们是执著的还魂草

安如意从桌子上慢慢站起来，望着老总刚送来的一株还魂草，上面还有一张纸条：这是我欠你的。安如意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