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冲击下的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机制分析与实证检验

基于微观企业生产理论框架,利用县级地理单元的气候数据以及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从机制分析和实证检验两个方面研究气候变化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气候风险显著降低了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秦岭-淮河以北及中、东部经济地区尤甚;机制分析表明,气候风险削弱了制造业企业的盈利能力,导致企业的融资约束强化、研发投入减少,最终降低了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分析发现,制造业企业所在区县较强的金融服务能力能够显著缓解气候风险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冲击。     

国际气候治理的制度分析

气候变化是21世纪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地缘政治与经济议题,它将改写有关和平、发展与繁荣的全球方程,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行动。当前,在国际气候治理的制度化趋势日益明显的背景之下,全球气候变化的严峻形势已经对国际气候制度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由于气候制度本身存在诸多的＂先天缺陷＂,导致推动气候制度改革与气候治理深化的过程异常艰难。针对当前气候治理现实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在全面分析影响气候制度建设的国际环境因素之后,对推进未来国际气候制度的发展提出若干建议,这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气候视野下五代北宋前期太湖地区的水利灌溉

农田水利是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保障。五代北宋前期太湖地区的水利灌溉活动与气候变化存在高度相关性,此外,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和组织、水利工程负责人对于当地情况的了解程度、地方利益矛盾、水利政策的侧重点、农田水利规划的合理性等都成为这个时段影响太湖地区水利灌溉发展的重要因素。     

全球价值链下我国碳排放的追踪与溯源--基于增加值贸易的研究

全球价值链为气候谈判与国际贸易提供了新的视角。文章从最终需求角度对我国碳排放的部门和国别结构进行追溯,结果表明：我国生产碳排放从1995年的2664百万吨（M t ）增加到2009年的5907 M t。从部门结构来看,我国国内消费和出口碳排放主要集中在“S17电力、燃气和水生产和供应业”等高耗能高排放部门,但随着我国出口结构的改善,高排放部门隐含碳出口比重有所下降。从国别结构来看,欧盟和美国对我国进出口隐含碳的影响在下降,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的影响在上升。虽然目前我国隐含碳进口远远少于隐含碳出口,但增长幅度却大于隐含碳出口。从长期趋势来看,如果在国际气候谈判中过分强调国外消费的增加是我国碳排放增长的一大主要原因,可能对中国不利。     

风险偏好与组织气候对员工组织承诺影响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吉林省两家制造企业中的研发人员、营销业务人员、行政管理人员以及一线工人为研究对象,选取风险偏好、组织气候和组织承诺为研究变量,探讨三者之间的相关性及影响机制.经相关、复回归等统计分析后,结果表明:风险偏好倾向对组织承诺产生明显的负向影响;组织气候与组织承诺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双碳目标的法理解读

双碳目标的实现过程本质上是一种目标驱动的能源转型过程,是重大的理论创新和实践的突破。既需要转变理念,尊重立法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充分发挥立法调整社会关系、构建新型管理体制、实现价值引领功能,确立双碳目标规范,进而形成新的社会行为方式,进一步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同和遵守。为此,必须进一步深化对双碳目标的法理分析,确立法律层级的权威性和约束力;实现从政策向法理的转向,并且做好国际法、国内法的有效衔接。     

读书时间

《碳中和时代》作者:汪军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碳中和代表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这个时代中,财富将通过碳排放这个媒介进行重新分配,高碳企业的财富会流向低碳企业,增碳行业会流向减碳行业,这些企业的财富重新分配又会逐渐渗透到个人的工作和生活中,让所有人都不能置身事外。那么,你对碳中和的了解有多少?气候变暖的前世今生、长达30年激烈的全球气候博弈,最终如何走到全球统一碳中和目标这个划时代的里程碑前?     

美国气候安全战略演进逻辑及启示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影响的加深，气候变化已经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环境问题，而是向兼具政治属性的安全问题转变。美国拜登总统上任后将气候安全置于核心地位，并将其作为处理内政外交的优先项。美国历届政府在推动气候安全战略上，可以分为早期认知阶段、克林顿政府时期探索阶段、小布什政府时期扩展阶段、奥巴马政府时期建立阶段、特朗普政府时期否定阶段和拜登政府时期升级阶段等过程。同时，美国气候安全战略的建立，是气候变化问题独特属性、全球科技竞争和美国内生条件等综合因素共同驱动的结果。当前拜登政府构建气候安全战略实施体系，强化盟友关系、增强科研力量、加大对中国施压将成为未来重点。因此，我国应重视气候安全挑战，并建立相应的组织体系。     

政策融合视角下绿色金融的碳减排效应研究——来自改进合成控制法的证据

囿于碳排放现实压力与国际“碳政治”压力，中国过去实施的一系列气候政策面临新的挑战。绿色金融能在传统气候政策基础上，利用融合政策优势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在理论层面上，绿色金融在减碳实践中比主流命令控制型与市场型气候政策更具优势，基于2009至2020年地级市面板数据，结合合成控制法思想与惩罚回归方法，选取最具代表性的广州市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检验其减碳效应与机制。结果表明：绿色金融有效助推广州市实现了碳减排，且减碳效应稳定扩大，政策红利不断释放。在时间安慰剂、替换Lasso方法、替换信息准则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绿色金融具有碳减排效应的结论仍然成立。从作用渠道来看，绿色金融不仅能够优化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来降低碳排放，亦能够促进实质性与策略性技术创新以实现碳减排，体现出了绿色金融政策的融合特性。据此，应探索气候政策融合路径，重视绿色金融作为一项气候政策的独特作用；应总结绿色金融试点经验，通过绿色金融政策推动经济社会全面低碳转型；应深化绿色金融实施力度，利用其减碳机制平衡多层次减碳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