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安全的作用机制、风险评估与治理路径

气候变化是全球性的新型非传统安全问题,对人类社会产生深刻影响。气候风险的溢出性对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造成严重威胁。气候变化引发传统安全问题,加剧非传统安全问题,激化发展中国家资源竞争与武装冲突,地缘政治竞争和气候变化安全风险的跨国扩散加剧全球安全风险。从国家安全和人类安全两大概念入手,遵循“后果—影响—风险”的逻辑链条,构建气候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有助于开展气候风险评估。目前,发达国家率先开展气候安全治理,国际组织积极推动各国采取行动,但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不能适应气候风险的范围和规模。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提升全球气候安全治理水平,应当加强针对气候安全风险的分析评估与管理,结合气候风险特征完善区域气候安全治理路径,协同推进气候变化的减缓、适应和灾害风险管理,制定并完善气候安全风险分级管理政策框架,通过气候外交与大国合作构建全球气候共同体。     

双碳目标下加强气象学科交叉的路径探索

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首次提出中国力争在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以下简称双碳目标)随之被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双碳目标在提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信心的同时,也给中国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在实现双碳目标的进程中,气象学科要为能源开发利用提供更加科学的支撑保障,为保证能源安全提供更具实效的科学服务,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更有影响力的决策选择。气象学科交叉融合发展推进双碳目标的实现,应加强顶层设计,加强跨学科合作;优化资源配置,重点营造有利于跨学科研究的平台环境;做好政策衔接,重点攻关创新型关键技术。     

浅析极端天气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影响和对策

近年来,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我国气候异常,呈现出“重大灾害频繁发生,灾害损失巨大”等特点,其中之一是气候异常、极端天气事件频繁发生。研究表明,近50年来,干旱和洪水灾害频繁发生：全国多个地方已经出现的干旱、高温、雷暴、冰雹、风暴和沙尘暴等极端性天气事件每年造成的损失占整个自然灾害损失的70％左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6％,直接影响我国的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     

中国如何应对“气候政治”

<正>气候问题日渐成为一个全球性政治问题。作为典型的全球性问题,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哥本哈根峰会,气候变化已从一个科学命题转变为国际社会关注的新热点。联合     

中国农村能源消费的田野调查——以晋黔浙三省2253个农户调查为例

本文在回顾1978~2011年中国能源供求变化趋势的基础上,利用晋黔浙三省调查数据,对中国农村农家能源消费情况进行了细致分析,发现:在气候环境恶化和国际减碳目标的压力下,长期被忽视的农村能源消费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中国农村能源消费结构正在从传统的非商品能源过渡到商品能源,农家能源需求正在成为中国能源需求和碳排放增长的主要来源;收入水平和地区能源禀赋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能源可获得性和便利性是影响农户能源消费选择的重要因素,其中收入水平是决定农家能源消费转型升级的根本动力,而现有国家层面的节能减排政策忽视了农户收入水平和地区能源禀赋差异可能是导致其在农村推广效果不佳的根源。本文基于对晋黔浙三省农家能源消费现状、消费行为以及能源干预政策效果的调查,为国家农村能源发展战略以及节能减排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读书时间

《碳中和时代》作者:汪军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碳中和代表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这个时代中,财富将通过碳排放这个媒介进行重新分配,高碳企业的财富会流向低碳企业,增碳行业会流向减碳行业,这些企业的财富重新分配又会逐渐渗透到个人的工作和生活中,让所有人都不能置身事外。那么,你对碳中和的了解有多少?气候变暖的前世今生、长达30年激烈的全球气候博弈,最终如何走到全球统一碳中和目标这个划时代的里程碑前?     

美国气候安全战略演进逻辑及启示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影响的加深，气候变化已经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环境问题，而是向兼具政治属性的安全问题转变。美国拜登总统上任后将气候安全置于核心地位，并将其作为处理内政外交的优先项。美国历届政府在推动气候安全战略上，可以分为早期认知阶段、克林顿政府时期探索阶段、小布什政府时期扩展阶段、奥巴马政府时期建立阶段、特朗普政府时期否定阶段和拜登政府时期升级阶段等过程。同时，美国气候安全战略的建立，是气候变化问题独特属性、全球科技竞争和美国内生条件等综合因素共同驱动的结果。当前拜登政府构建气候安全战略实施体系，强化盟友关系、增强科研力量、加大对中国施压将成为未来重点。因此，我国应重视气候安全挑战，并建立相应的组织体系。     

政策融合视角下绿色金融的碳减排效应研究——来自改进合成控制法的证据

囿于碳排放现实压力与国际“碳政治”压力，中国过去实施的一系列气候政策面临新的挑战。绿色金融能在传统气候政策基础上，利用融合政策优势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在理论层面上，绿色金融在减碳实践中比主流命令控制型与市场型气候政策更具优势，基于2009至2020年地级市面板数据，结合合成控制法思想与惩罚回归方法，选取最具代表性的广州市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检验其减碳效应与机制。结果表明：绿色金融有效助推广州市实现了碳减排，且减碳效应稳定扩大，政策红利不断释放。在时间安慰剂、替换Lasso方法、替换信息准则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绿色金融具有碳减排效应的结论仍然成立。从作用渠道来看，绿色金融不仅能够优化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来降低碳排放，亦能够促进实质性与策略性技术创新以实现碳减排，体现出了绿色金融政策的融合特性。据此，应探索气候政策融合路径，重视绿色金融作为一项气候政策的独特作用；应总结绿色金融试点经验，通过绿色金融政策推动经济社会全面低碳转型；应深化绿色金融实施力度，利用其减碳机制平衡多层次减碳目标。     

气候危机与大国博弈

从1992年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至今，人类社会与气候变化的斗争已经历了30年，但全球气候治理还难言成功。一些国家间的能源博弈与政治斗争等因素对国际气候合作的制约明显。美国等国在这方面表现突出。近年来全球范围内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气候危机愈加明显，国际气候合作越来越迫切。但是，国家间能源博弈与政治斗争对气候治理的拖累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有所增强。为了持续推进碳减排并尽早实现碳中和，世界各国尤其是各大国必须彻底重塑其能源安全观和气候合作观，完善其气候战略，有效消除拖累国际气候合作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