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城市扩张下的城市水资源的法律保障

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许多城市突出了经营城市的概念,在"城市的扩张"热中,更为注重经济增长的速率,忽略建构足以支撑可持续发展的且应合理分布的空间结构体系、基础设施以及制度文明,也就容易形成制约城市发展的瓶颈问题。城市水资源问题便是其中之一。对这些公共物品是加强公权力,还是进行市场化配置,颇有争论。我们认为,对于城市水问题的解决,应着眼于建构和实施先进的制度体系,即一切可以影响到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权益的权力和权利都应处在法律的控制和制约之下。我们从系统论的角度,设计了城市水法律系统模型。     

农村地下水资源管理中的水权冲突

农村地下水资源管理中的水权冲突体现在两个层面,宏观层面的水权冲突和农村社区层面的水权冲突。宏观层面水权冲突表现为农村在水资源配置中的劣势地位。农村社区层面的水权冲突易导致农村地下水使用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行为。农村地下水使用中的两个层面的冲突可能会影响农村的稳定和农村地下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水权范畴研究

建立水权制度的目的是促进水权交易,即定"源"以促"流",因而水权理论建构应遵循的原则是:凡不能或不宜流通的权利均不应纳入水权范畴。水权即取水权,是主体从国家所有的水资源中分离一定量之水并取得其所有权的权利。水权不应包括水资源所有权、水资源经营权、水所有权、水环境权。     

水权的分配模式与黄河水权的分配研究

在竞争性水权制度下 ,水权的分配可以采用人口分配模式、面积分配模式、混合分配模式、现状分配模式及市场分配模式。针对黄河流域的“分水方案”以及流域统一调度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本文提出对基本需求用水采用混合分配模式 ,机动用水采用市场分配模式。对于水权分配过程中出现的利益冲突和缺陷 ,可以采用政府调控、民主协商和水权转让的机制进行协调和弥补     

关于渔业权的探讨

养殖权和捕捞权均属于渔业权,不宜把它们分成两项法律制度。渔业权是独立于水权的准物权,在客体、权利构成方面具有复合性,带有公权色彩。其取得既需要水域所有权这个母权,又需要行政许可予以"催生"、"准生"与确认。     

论水资源国有产权体制创新

水权是指国家、单位和个人对水的物权和取水权。水权运营是水权制度运行的过程,即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治理、管理与保护各环节的水权制度的运营过程。水资源资产国有公司的创立以及各项职责与任务目标的完成是水资源国有产权体制重大创新举措之一。这不但有利于改变“多龙治水”状况,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水权市场健康发展的需要,更有利于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经济、社会与环境和谐发展的需要。必然要求经济体制(国有资产产权体制)的深入改革,要求《民法》《水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作相应的修订。     

对现行黄河水权制度的重新审视

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等正常发展对水资源需求的增加 ,低成本过度使用、浪费等非正常发展对水资源需求的膨胀 ,在水资源供给没有明显增加的条件下 ,将水资源供需矛盾推向越来越尖锐的程度。这既是沿黄地区开发与发展中的硬性约束 ,也是造成黄河断流的重要的直接原因。以往供给型工程技术措施始终在解决黄河水问题中占主导地位 ,但其结果却并不令人满意 ,也未必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认为 ,主要因为缺乏对已有思路的审视和反思 ,切实剖析现行黄河水权制度的缺陷 ,不做这些工作 ,还无法谈及根本解决黄河断流问题     

论洞庭湖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建构

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洞庭湖水资源资产国有公司、洞庭湖水资源(水权)运营公司、洞庭湖水资源监管局各负其责.共同担负与实施洞庭湖水资源(水权)的运营,这是洞庭湖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证.改变过去"多龙治水"状况,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水权市场健康发展的洞庭湖水资源(水权)运营制度框架,这是洞庭湖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以及社会、经济、环境和谐发展的需要,必然然提出洞庭湖水资源立法的新要求.     

试论水权的物权化

水权是产权理论渗透到水资源领域的产物。水权与传统物权存在诸多共性，同时又存在差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水权越来越表现出物权化的特征。水权物权化对水市场交易制度具有重要作用。本丈主要在分析水权的物权性质。的角度、论述这一问题。     

水权流转法律制度探析

我国水权经历了一个由禁止买卖到允许转让的过程，在国家政策法规的引导下，各地应当逐步完善水权初始分配制度和水权市场制度，积极探索水权转让的途径，对我国水权法律制度的完善起到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