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州变奏——池州：走进新时代

除了“变奏”，实在找不到更合适的词来描绘近年来池州发生的事情：观念大转换、城市大建设、交通大改善、区位优势在凸显、工业发展确立新理念、旅游开始真正担当兴市的重任……这座往昔的江南古城似乎完全恢复了她的活力与魅力，健步走向自己的中兴纪元。当变化汇集成势之时，显然也就不能再简单的理解为量的改变！     

浅谈江南园林拙政园和拙政园理水

拙政园的园林艺术,存于其茂树曲池、水木明瑟旷远、富于自然之情趣,在中国的造园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它代表了江南私家园林一个历史阶段的特点和成就。     

明清时期江南县治的城乡区隔与城市治理：以常熟县为中心

明清时期城乡关系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城乡连续统一体”的特征,但城墙在治理层面上仍有一定区隔作用。常熟在此时期内为苏州府所辖县治城市,空间形态上,其城厢虽属于积善乡,但始终存在着有别于乡都体制的在城图。治理实践上,常熟邑境河道事关太湖泄水,城内河道疏浚则无关江南水利大局,虽然民居侵占河道问题严重,但官府日常治理成效不著。治理挑战方面,常熟筑城往往被城内居民“浮议”所阻挠,战时状态下官权得以强力贯彻,但筑城工作中的“根本利益”与“既得利益”难以兼顾。常熟的案例表明,明清时期,即使在中小城市,城墙之内的空间形态与治理逻辑都与城外有所区别,也面临着城市独有的挑战。     

明代江南水利治理述论

综观有明一代 ,围绕太湖流域的水利凋敝 ,从治理下游排淤、综合整治塘浦圩田、修筑海塘等几方面入手 ,开始了有声有色的水利过程。在治理过程中 ,由于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支持和有力组织 ,太湖流域的水利治理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工程技术方面也取得了进步。但是 ,由于具体工程承担者的主观意图 ,导致某些工程的最后结果不尽如人意 ,未能彻底改变宋代以来的太湖流域水利积弊。也给后世留下了值得思考的空间。     

江南轴心期与中国古典美学精神的生成

中国民族在轴心期(约西周至战国前后)最重要的精神觉醒是"人兽之辨",即由于意识到人与动物的不同而把自身从它与自然的原始混沌中区分出来.江南轴心期所带来的最根本的精神觉醒则是唤醒了个体的审美意识,它使人自身从先秦以来的伦理异化中摆脱出来并努力要成为自由的存在.与轴心期一样,这同样是生命在巨大的悲剧与苦难经验中的产物.中国民族的审美精神是在江南文化背景中生产出来的,如同轴心期的诸子哲学一样,它构成了这个民族一切审美活动的"原本"与"深层结构".以后大凡真正的或较为纯粹的中国审美经验,可以说与江南轴心期的精神结构都是密切相关的.     

崛起的黎阳开发的沃土

一个人没有个性难成大器，一个地方的发展也是如此。 黎阳，一个普普通通的江南小镇，却个性十足得宛如一块飞地。在“眺出黎阳、发展黎阳”的崭新思路指引下．这里无时无刻不在演绎感人至深的故事，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     

江南社会与翁同龢的乡居生活（1872-1874）

梳理翁同龢1872—1874年在籍丁忧的日记,立足于日常生活史的考察,无不留下他借助书楼居所、园林寺院、古玩书摊等故乡常熟多元化的文化场域进行交往、交流的身影与心影。赖以传统血缘、地缘和学缘基础之上,乡居期间的翁同龢为自身构建了一个集聚乡邦文人绅士的文化交往空间。     

文学地域性研究的最新突破——评李浩著《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和《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

李浩教授的《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和《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是近几年来文学地域性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这两本书，从人地关系的理论前提出发，运用“地域一家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唐代关中、山东和江南这三大地域的士族文学进行探讨，对与地域士族文学有关的士族的贯望、迁徙、婚姻、教育、科举考试、宗教信仰和文体改革、牛李党争等问题进行考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见解，取得了一系列新的突破，体现了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在文学地域性研究方面的实绩。     

再说江南农业生产的内卷型商业化与边缘化——以明中后期政府的农政管理体制为中心

明中后期江南农业生产是一种基于定额税课的压力而展开的内卷型商业化生产,在明代经济总量增长总体停滞、国课日增的情况下,无论稻、麦、棉、桑兼营,还是佣工而作,大多数终岁勤苦劳作的江南农户仅能维系家人的温饱,社会财富增长幅度极为有限.而作为政府农政管理体制的各级管理者,上至皇帝、阁臣、户部官吏,下至各省抚、按以及所属府州县的长吏,限于祖宗成法、部门职责划分、吏部考成定例、边政态势等诸多因素的合力挤压,皆无力也无意改变江南农业生产在政府决策中的边缘化状态,士人群体的建白更无力改变这种境况,筹措粮饷重于纾困活民作为明政府的一个痛苦抉择一经作出,就被赋予了强大的政策压力和考成压力,即便隆庆、万历时期的种种农政改革包括清丈土地、行一条鞭法、停止带征、以银代粮等等,实际上也仅仅是对实施环节若干细则的微调而已.而农政管理在政府决策体制中的长期边缘化,才是明中后期江南农业生产在内卷型商业化中反复挣扎、终归于衰败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