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监管与嵌入式扶贫中的“微腐败”治理——基于广东经验的考察

"微腐败"是扶贫开发领域出现的新问题,是影响国家精准扶贫战略的"最后一公里"难题。国家通过扶贫开发向贫困村庄下沉、开展嵌入式扶贫,使国家与农村社会之间的关系转换呈现出崭新的图景。依循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转换中的嵌入逻辑,面对贫困村民主监督机制运行乏力的现实困境,广东积极推动国家反腐力量同步嵌入贫困村庄,通过监管下沉、健全网络和信息共享三大机制推进扶贫"微腐败"治理,强化监督力量和化解信息不对称困境,以精准监管保障精准扶贫,为国家扶贫领域的腐败治理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逻辑、挑战与建设路径

中国政府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和时代需要。全球相互依赖的日益深化和共同挑战的不断涌现,使越来越多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日益紧密地联系起来,由零和的生存竞争关系逐步走向正和的共生性关系,客观上成为某种自在的共同体。但由于历史和现实方面的分歧,"命运与共"尚未成为国际社会的强烈共识,更没有成为处理相互关系的普遍自觉,由此导致了日益严重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和治理赤字。对此,国际社会需要从利益基础、制度保障和共同意识等方面入手,促进各国由一个自在的命运共同体逐步走向自为的命运共同体。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领域的深刻变革

十九届三中全会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视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一场变革。构建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是新时代对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提出的新要求;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适应新时代国家有效治理的体制机制深层次的变革;只有突破利益藩篱的机构改革,通过"五个体系"构建,"四种能力"提升,才能够真正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县级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制约因素与提升路径——基于河南省四县的调查与思考

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政府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我国县级政府社会治理能力总体状况不容乐观,尤其是在社会组织培育、基层自治指导、社会治理方式创新等方面能力不足。当前制约县级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主要因素不仅包括县域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外部环境,还包括社会治理理念、政府管理制度等内部要素。县级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应从创新社会治理理念、完善政府内部管理制度、优化社会治理工具三方面着手。     

内部人股权激励对企业R&D投入强度的影响——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以2007—201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内部人股权激励对企业R&D投入强度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内部人股权激励与企业R&D投入强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企业管理层持股比例、高管层持股比例、董事会持股比例、监事会持股比例等对企业R&D投入强度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对企业管理层、治理层等内部人实施股权激励,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R&D投入强度。因此,应完善公司治理结构,适当提高公司治理层持股比例;完善企业经理人市场并实施企业管理层股权激励;完善企业治理层和管理层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提高企业治理层和管理层对企业R&D投入的积极性。     

关于“平安中国示范区”建设的几点思考

浙江省委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将浙江建设成为"平安中国示范区",这是浙江省在新时期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能力与水平的重要战略部署。推进"平安中国示范区"建设,要以重大工程为抓手,建成包括基层机构、基础设施、网络系统、基础服务、协商平台等社会治理重大设施项目,进一步优化全省社会治理的基础性设施支撑,有效解决社会治理和服务的薄弱环节。     

机构投资者、高管变更与股价波动北大核心CSCDCSSCI

基于2004年—2012年的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从高管变更的视角研究了机构投资者的公司治理效应,并尝试从投资者行为的角度解析高管变更事件对公司股价波动的影响机理.实证结果表明:第一,对于那些业绩亏损的公司,机构投资者的撤离能够形成较强的外部压力,迫使当任高管离职.而对于那些业绩仍然维持盈利的公司,机构投资者的施压作用则不明显.总体上,业绩好坏始终是公司高管被迫离任的主要原因,而机构投资者则是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第二,高管强制变更会被机构投资者解读为负面信号,新高管的上任并不会挽回机构投资者的持股信心.第三,噪音交易者(中小个体投资者)倾向于将亏损公司的高管变更事件解读为利好消息,其踊跃买入行为则构成了公司股价在高管强制变更后发生波动加剧现象的直接原因.     

京津冀节能减排政策措施的差异与协同研究

在对京津冀1981年以来节能减排政策措施进行量化处理的基础上,建立针对节能减排政策措施有效性的计量模型,分析了京津冀节能减排政策措施的演变状况,并探究京津冀节能减排政策措施对其节能减排效果影响的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京津冀节能减排政策颁布经历了早期各年份相对零散、缺乏连续性到新世纪以来政策颁布数量显著增多、政策总体力度逐渐增大的过程,但三地政策总效力的增加主要是由于节能减排政策颁布数量增多引起的;京津冀三地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更多的是趋于实现短期目标,政策整体缺乏系统性和权威性;人事措施、行政措施、引导措施、财税措施、金融措施等不同节能减排政策措施对京津冀节能和减排的有效性具有明显的差异;三地对不同政策措施的使用方式、使用程度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这对京津冀协同推进节能减排的治理工作提出挑战.论文还从京津冀完善单一节能减排政策措施的使用、加强市场手段的应用及京津冀区域协同治理等方面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论北京“城中村”改造——兼述流动人口聚居区合作治理

2009年以来北京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城中村改造。这场由政府主导的乡村社会变革,对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聚居区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在概括北京城中村改造模式的基础上,对城中村改造的作用给予了积极评价,同时指出城中村改造周边地区可能面临更深的发展困境,应通过合作治理寻求解决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聚居区社会问题的治理之道。目前北京已经具备了实现流动人口聚居区合作治理的基本条件,可以在市区政府是主导、乡村组织是枢纽、社区成员是核心、社会团体和社会单位(企业)是支撑、专业NGO是助推器的合作治理框架下,以生活设施改造和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为突破口,统筹兼顾尚待城市化地区的协调发展。     

中东地区的防核扩散治理机制建设探析

本文以机制建设为分析视角,讨论中东地区的防核扩散治理机制建设。本文认为,中东国家若以地区安全论坛为对话平台,通过在争议较小的非传统安全领域开展的合作治理行动增进信任,在防核扩散问题上引入“分步走”的治理措施,将更有可能在防扩散治理机制建设方面取得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