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独立董事制度的法律问题及对策

在上市公司中引入独立董事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是目前公司法研讨的热点问题。证监会为此专门发布了《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但并不意味着一旦有了独立董事制度,公司治理的各种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证监会颁布的意见中对独立董事的任职条件、职权范围、激励机制、法律责任等方面的规定还存在诸多问题,有必要进一步规范和完善。     

新形势下农村基层走向善治的路径选择

我国农村基层走向善治,需要建立完善的农村基层治理机制,其中,优化农村基层政治生态、健全村级民主治理机制、构建农村利益协调机制是其必要的路径选择.优化农村基层政治生态,应通过调适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协调村党组织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协同村级政权组织与农民自组织的发展,理顺农村基层治理三大主体关系;健全村级民主治理机制,应通过加强党组织领导的“四个民主”建设,落实农民的“四项权利”;构建农村利益协调机制,应以农民为本位,以建设农村社区利益共同体为载体,通过新农村建设满足农民不断增长着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等五个方面的利益需求.     

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改革开放30年: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从社会学视角看中国社会的几个显著特点

快速转型的中国社会的一个鲜明特点是两重性和复杂性,即社会优化与社会弊病并生、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共存、社会协调与社会失衡同在、充满希望与饱含痛苦相伴.当代中国社会的进步是如此巨大,代价是如此沉重,正反两个方面的情况是如此复杂,对比是如此鲜明,应对并不容易.中国社会不仅进步和代价反差鲜明,而且社会代价、社会问题,又有自己非常明显的特点.这就是不同时段、不同空间的社会问题和社会思潮,一下子出现在面前,极大地增加了中国社会管理和治理的难度.无论是对中国社会巨大的进步,还是对它的沉重代价,国际社会都作出了不同的反应,对许多外国人和不少西方理论来说,中国社会成了一个无法准确判断的"测不准"的社会.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有很多根深蒂固的偏见,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一直低估中国社会极强的自我调适能力.中国社会这种极强的自我调适能力突出地表现在三个相互联系的基本要素上:第一,它有坚定不移的共同目标;第二,它有无可比拟的社会动员能力;第三,它有无可替代的社会领导核心力量.这三者是中国社会沿着既定目标前进的强大推动力.     

参与式治理视角下的农村社区建设路径研究

农村社区自上而下的国家性建构是有限的,农村社区建设的主体和动力应该是农民,可行路径应是政府“自上而下”与社区“自下而上”参与的结合;“双轨制”意义下的参与式治理农村社区建设路径是试图整合政府“自上而下”与社区“自下而上”两种路径的一种尝试.研究认为,此路径的实践利于促进农村社区内部民主建设,利于增强社区民众的归属感和认同,利于塑造良性的政府与社区互动关系.     

从共同治理视角看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是近来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话题之一.共同治理理论是在利益相关者理论基础上提出的,最先用于公司治理领域,后来发展到社会、资源、教育等相关领域.针对目前中国大学制度存在的弊端和大学实施共同治理的优势,实施政府主导的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共同治理模式可以更好地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大学制度.共同治理模式包括公众参与机制、谈判决策机制、激励监督机制和市场反馈机制四个机制.     

重大疫情防控中网络舆情治理的实践困境与策略优化

疫情防控关乎生命安全,舆情治理关系民心所向。基于重大疫情防控下的网络空间呈现出前兆性缺失、全民性参与、持续性诱发的舆情特征,由此引发了一系列辐射效应,造成深层次的结构性社会影响,导致了社会心态的转变和非理性情绪的蔓延。以信息、情绪和制度为视角的网络空间中,信息场域混乱导致信息失衡、非理性表达导致消极氛围、制度效能不足导致治理式微的实践困局,网络舆情空间乱象频发。疫情防控下的网络舆情治理体系,应以维持信息生态平衡为基础重建信息场域,以引导正面社会情绪为指向重塑情绪氛围,以发挥制度治理效能为动力重构制度体系,以此构筑战疫精神堡垒,凝聚民族精神伟力。     

现代传媒与公共治理:以杭州为个案的研究

在公共治理领域,现代传媒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其规范性特征在于民主责任承担与民生事业关注两个层面.杭州民主民生的传媒行动,以现代传媒的实体化功能创新,建构传媒的场域效应、社会交往效应与治理效应.公共治理的现代传媒功能建构,关键在于建构合作治理的社会行动网络;其路径在于:导引社会行动,吸纳公众参与,促成制度规则体系的互动衔接.     

基于绩效评估的精准扶贫路径优化研究

精准扶贫是新时代我国贫困治理的基本方略,是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同步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我国精准扶贫的脱贫成效、经济绩效、社会绩效三个维度的评估结果显示:全国扶贫成效显著,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扶贫资源边际效应递减,扶贫政策未能覆盖全部农户。贫困群体个体层面的自主脱贫能力不足,政府层面的扶贫政策、主体、方式碎片化,扶贫资源瞄准偏离和绩效考核动态机制不完善是扶贫绩效弱化的重要原因。应构建整体性贫困治理模式,完善扶贫绩效动态监测和考核机制,加大贫困群体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培育等方面的优化路径,进一步提升精准扶贫绩效。     

论政府在农村社区建设中的地位与功能

当前农村社区受制于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高度的行政化,社区认同感日益薄弱,阻碍了社区自我管理的实现。因此,政府需要在社区去行政化起步及过程中实现自我规制,在后发现代化国家的中国要实现农村社区的快速发展,也必须依赖政府所掌握的资源,故而政府在农村社区建设中具有主导地位,应通过改革行政机构、构建社区对话平台以及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来促进社区的发展。     

检察视阈下跨域环境污染治理研究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不断加快,跨域污染问题日益严重。经济发展模式落后、治理体制和制度不完善、监督和查办不力、法律法规缺失以及违法成本低等是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没有直接参与治理跨域污染的权力,而是通过对各职能部门的监管来间接影响跨域污染治理。检察机关可以通过体系化权力的全面运行,主动参与跨域污染治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