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丰市盐文化资源调研报告

就淮盐起源与大丰盐业;大丰盐文化的特色与特点;大丰盐文化中的典型人物与代表作品;大丰盐文化的挖掘与保护;大丰盐文化资源的开发前景与保护利用构想等问题,进行调研与探讨。     

内蒙古化学史研究V．盐湖的开采与利用

食盐（ＮａＣｌ）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又是重要的工业原料。内蒙古地区盐湖众多，湖盐储量大，含盐率高。本文阐述内蒙古地区盐湖的分布概况，探索盐湖最早开采、利用的年代以及盐湖的生产方法问题。文献资料表明，内蒙古地区的盐湖早在汉武帝元狩四年即公元前１１９年前即已开采利用。内蒙古地区湖盐的矿床形态不同于其它盐矿（如海盐、井盐等），其卤水多已饱和，多数盐湖中盐已结晶析出，所以旧时采盐主要靠晒、捞、耙、搂，人工生产。     

盐与异族——对《格萨尔王传》“姜岭大战”的一种新理解

《格萨尔王传》"姜岭大战"分部中争夺盐海的故事并不是对某个真实历史事件的艺术加工和文学化表现,综合关于盐的存在和生产方式的历史地理背景以及《格萨尔王传》各分部本所提供的信息,可以推断,该分部对岭国人拥有盐湖而姜国人缺乏盐资源的表达主要是为了突出姜人的异族特征,而他族的异族特征被强调的同时,史诗强化了多康地区藏族的族群自我认同。     

盐文化与民众的物质生活——以四川省自贡地区为例

盐文化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本文以四川省自贡地区为例,从盐的生产、运销、使用三方面对盐文化与民众的物质生活进行探讨,认为盐文化事象不仅产生于民众围绕盐的物质生产、生活,而且它们体现了当时的盐业生产和民众生活,并且与民众的物质生产、生活相互作用。     

沐浴与洗澡是两码事

天凉时洗个热水澡是件很舒服的事。一些人洗澡喜欢去浴池,并自然而然地认为,洗澡就是沐浴。其实,“沐浴”跟“洗澡”根本不是一回事。在甲骨文和金文中,“沐”字就像一个人用双手掬水洗头发,而“浴”字则像一个人处于器皿之中,身边洒下点点水滴。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解释得更到位：“沐,濯发也,浴,洒身也;洗,洒足也,澡,洒手也。”由此可见,古代人对于洗发、洗身、洗手、洗脚都制定了专门的名称。     

王铮亮：不一定要柴米油盐一辈子

有这么个说法：真正的艺术家,不是天才就是弱智。王铮亮的太太文薇就挺艺术,美国茱莉亚音乐学院高才生,四川音乐学院最年轻的副教授,小提琴家,一大串国际小提琴大赛的奖项。偏偏,王铮亮也是个艺术男,拿过波罗的海国际手风琴大赛第一名。两个艺术范儿的青年成了两口子之后,两个天才的美满故事会不会演化成两个“弱智”的混乱篇章呢？     

清代民国粤盐入桂及其对广西经济开发的影响简

食盐是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品之一,《管子》有云：“十口之家,十口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清代民国时期是广西经济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由于广西缺乏食盐,自康熙年间开始,两广盐区建立了专商引岸制度,粤盐由广东大规模运销广西各地,到民国时期历经近三百年-的发展和演变,最终实现了从官运官销到自由贸易的过渡,并有力支援了民族抗日战争。从正面的角度来说,粤盐入桂不仅从农产品商品化和各民族物资交流等方面对广西农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且还对广西商业的发展和商业意识的转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为广西地方财政收支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开发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落后的经济。但从反面的角度加以分析,由于广西所特有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情况,粤盐入桂在为广西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亦产生了私盐泛滥和不等价交换等不良现象,对广西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画地分守：明代江防信地区划与职守研究

明代长江一线的军事防御,即江防,是仅次于边防、海防的第三大国土军事防御体系。信地是江防精细化军事空间驻防的产物,由明初的新江口营随着管理范围的扩大演变而来。每个信地营署和起止点的选择,都遵循一定的军事地理原则。营署一般设置于军事要塞或交通要冲,信地上、下至点设在自然分界线或府、县政区分界线,便于一营之地统一管理。江、海防信地分界线,恰好处于长江口的潮流界。江防对重要交通枢纽或军事要冲的防御,采用信地交叉的方法。对江面社会治安问题,上江、应天府盗贼出没之地主要采用增加巡逻次数的方法来治理,下江则在治安问题突出或商民云集之地派兵驻守。备倭的任务主要由处在江海之交的山和三江口营负责。总之,无论是营署选址还是信地划分,都是基于明初国内外军事形势、沿江战争经验和长江水文环境作出的,故防御效果显著,保障了留都和东南财赋之地的社会安全。     

“恤商”与“杜弊”:清代商事法律的实践与探索——以失事盐船“淹消补运”条例为中心

盐船水运为盐业运输主要方式，盐船失事则会严重影响盐商营运与国家盐课收入。清初，清廷即出台失事盐船“淹消补运”条例，为食盐水运顺利进行提供法律保障，后随盐区盐业经济发展，更将该条例从权宜之法发展至常法，直至升级为国家大法。然而，有清一代，“淹消补运”条例在实践中不断遭遇来自违法官吏、不法船户甚至盐商的破坏。这促使该条例在整个清代不断得到修订完善并于清中后期逐渐形成较系统的“淹消补运”法制体系，但其实践效果仍然陷入短期时好时坏、长期不断恶化的困境。纵使如此，因“重商”成为近代以来国家发展共识，“淹消补运”条例在屡遇撤销提议的同时，一直延续至民国。清代“淹消补运”条例演变的漫长历程展现了清廷为平衡“杜弊”与“恤商”而进行的艰难探索，同时也彰显了清代盐业国家法制体系的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