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福利国家到社会投资国家:发展型社会政策生成机理及其运行逻辑

伴随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信息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转型,欧盟福利国家出现了社会风险、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转变。为了适应社会变化,"社会投资国家"理论提出社会福利应由"消费型"福利向"投资型"转向,由"消极型"向"积极型"转向,由"排斥型"向"包容型"转向的社会政策理论。福利国家向社会投资国家的转换逐渐形成了以"社会投资"为主要方式,以"社会发展"为价值诉求的理论范式,为发展型社会政策奠定了理论架构和实践基础。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新时代,通过梳理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生成背景、理论基础、运作逻辑,对于正在进入"社会政策时代"的中国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有利于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包容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发展型"社会政策框架。     

国家治理背景下的政府有效性改革——以公安机关“放管服”改革为例

"放管服"改革能提升政府执政效率,巩固政治权力的有效性,进而增强政府执政的合法性。国家治理视角下的"放管服"改革,是调节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的重要举措。公安机关"放管服"改革的实践呈现出以人民群众为中心、充分利用科技手段、改革倒逼政府流程再造等特点,同时存在着治理观念转变难、基层警力不足、监管难度提升、评估方式不科学等问题。在国家治理视角下,结合公安机关自身特点,在"放管服"中应着力树立治理理念,推进部门、队伍改革,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引入第三方评估。     

新时代乡村治理创新的形象探索——以赵德发的《经山海》为中心

赵德发《经山海》是一部当代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也是关于新时代乡村治理创新的形象探索。它反映了十八大以来,乡村治理在政治意识、政治规矩、政治纪律、政治风貌上的巨变,也表现出新时代乡村干部的改革愿望和政治智慧。它确立的文化发展战略目标,通过文学形象将文化提升到历史哲思层面,显示了精神的高度与气度,为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打开通途。当然,如何进一步探究乡村治理制度创新,以文学方式进行表达,深挖乡村社会复杂矛盾并找到治理举措,还有较大推进空间。     

政党、国家与社会:阐释党内政治文化功能的三维向度

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的功能,可从政党、国家、社会三维向度来阐释。从政党维度而言,党内政治文化是党内政治生活的灵魂,关系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执行,影响党内政治生态,有利于防范党内政治风险。从国家维度而言,党内政治文化是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国家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效能的发挥有赖党内政治文化支撑,党内政治文化为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赢得人民支持。从社会维度而言,党内政治文化引领全社会的理想信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和社会风气,促进社会文化的发展。从政党、国家、社会三维向度认识党内政治文化,才能全面把握党内政治文化的功能。     

制度实施能力的提升

制度实施能力主要指依法办事的能力,其与法律专业能力密切关联,是法治能力的重要部分。目前,治理主体普遍不重视逻辑思维和法学基本原理(法律方法)的运用,导致整个社会依法办事能力的欠缺,主要表现为时而机械执法、司法,时而滥用自由裁量、解释权以及选择性执法等等。这种相互矛盾的思维,仅仅使用了法律的定义(概念),而没有做到尽法达义、穷法达理、持法达变,威胁了法律的稳定性、可预测性,显示出国家治理能力的不足。为此,就需要提升法律推理论证的逻辑能力、法律理解解释的运用能力以及准确表达法律的修辞论辩能力。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包括制度实施能力的提升。制度实施能力包含法律知识、逻辑规则以及法律方法的综合使用。     

西藏县级融媒体创新社会治理的功能与意义——一种治理媒介化的视角

媒介对社会治理的参与由来已久,当前融媒体以工具形式作用于社会治理活动中,使社会对象成为一种治理对象而具有了可治理性。基于西藏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特殊性,县级融媒体中心集信息传递、公共服务和风险控制功能于一身,有利于推进社会治理的协同化、精细化和科学化,从而达到媒介发展与治理目标的双赢效果。     

隐私政策在企业数据合规实践中的功能定位

互联网企业往往通过隐私政策传达对消费者数据隐私的尊重,但一来很少有人点开并完整地阅读它,且面对给定的隐私政策无法讨价还价,二来消费者也难以判断隐私政策的合规性如何,三来政府监管机构能否以及如何对隐私政策进行执法尚不清晰,使得隐私政策并未发挥它应有的功能。实际上,隐私政策对内是企业治理规范,是企业积极主动地拥抱隐私、承担社会责任的体现,对外则是沟通消费者与企业数据处理行为的桥梁,是政府监管的重要内容。隐私政策文本不仅要体现法律遵从性,更要落实到企业数据合规实践中,在企业、政府、行业与消费者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搭建数字经济时代隐私保护的共同体。     

“多任务竞逐”：中国地方政府间竞争激励的整体性解释——以粤港澳区域治理为例

地方政府职能重心已从经济发展转向社会创新等多领域,形成多目标任务的竞争格局。传统的经济激励和政治晋升理论解释存在一定局限,地方政府实则存在多种竞争激励模式。聚焦于地方政府竞争何以形成,各自展现出怎样的运作逻辑,构建了包含"自下而上的属地竞争"和"自上而下的标杆竞争"的整体性分析框架。以粤港澳区域治理中的港航建设和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案例的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竞争实际存在两种实现路径:一种是传统的"自下而上的属地竞争",在组织逻辑上是地方政府自主选择,通过税收分成和晋升博弈的运行机制激发竞争关系的形成;另一种是"自上而下的标杆竞争",在组织逻辑上由上级政府营造,通过赢得权威表彰和市民认可的运行机制激发竞争关系的形成。两种竞争模式可同时存在,"属地竞争"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标杆竞争"以完成上级社会发展要求为目标,意味着地方政府处于多项任务竞相追逐的状态。     

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理论立场,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实践的经验总结,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在当代中国的充分体现。在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应当自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取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努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把造福人民的事业推向前进。     

试论人权治理

人权治理是一种国家治理观。这种治理观认为,国家治理不是一个纯技术性的概念,而是由价值性要素和技术性要素综合构成的复杂系统;人权与国家治理既具有功能性联系,又具有构成性联系;人权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标志。人权治理观主张把人权纳入国家治理的理念、制度和实践之中,最终把人权作为国家治理的优先价值、主要内容和基本手段。充分保障的人权是善治的标准。当代中国正在逐步形成一种可以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治理的国家治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