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对大理寺审判的约束机制

大理寺作为宋朝中央最高审判机构,在宋代的司法运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大理寺的司法审判是其诸多职能中最主要的职能,然而在宋代司法与行政区分不甚明显的政治体制下,大理寺的司法审判常常受到皇帝、中枢机构(宰执)、权臣的制约与干预以及御史台、刑部、审刑院、纠察在京刑狱司等监察机构的监督与驳正.在这种"上下相维,轻重相制"的政治环境中,大理寺很难做到依法独立审判.     

法庭话语的会话活动类型之语用分析

法庭话语属于机构话语,与普通话语相比,具有很强的动态性。从会话活动类型的角度出发,对法庭话语这一特殊的语篇进行动态的研究及探索,能揭示出法庭话语特殊的会话特征,恰当地解释法庭话语的即席性和互动性。     

网络时代的媒介审判

互联网时代,谣言传播与非理性舆论构筑的传媒环境,使＂媒介审判＂呈现出新的特点。网络新闻专题中的大量评论,使非理性舆论湮没了少数人的异样声音,这使＂媒介审判＂成为现实。通过网民媒介素养教育、网络法治建设和舆论引导,能够有效消除谣言和非理性舆论,有效减少网络媒介审判。     

宪政视野下的刑事审判检察监督及其实现

刑事审判检察监督既具有诉讼意义上的诉讼监督和宪政制度意义上的权力制约性的法律监督双重属性。现行刑事审判检察监督制度改革的基本路径是:公诉人行使控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以诉权监督审判权,监督的方式限于刑事审判程序内不正确的定罪、量刑以及严重的程序违法的抗诉;检察机关反渎职侵权部门派员参与刑事审判,行使宪政价值的检察监督权。     

审判沟通与审判正当性的维系——兼论行政诉讼调解

在中国职权主义司法的语境下,审判正当性的获得源自于"法律适用模式",这一模式将审判正当性系于法官能够严格适用法律,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且无法承受现代社会之变,日益暴露出其局限性和脆弱性,审判正当性的传统维系面临着现代危机。审判沟通模式乃是基于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理论,着力弥补传统的法律适用模式的缺陷。在进行审判理念与制度的重构时必须基于法律适用模式,在此基础上引进新的审判沟通理念,以调和法律适用模式带来的审判正当性危机。审判沟通模式包括诉讼和解、简易程序、证据展示与交换以及诸如量刑建议在内的体现当事人双方沟通对话的制度设计。在此基础上,行政诉讼调解具备了正当性。     

移植与借鉴:南京国民政府民事审判制度溯源

作为一国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事审判制度的发展演变深受该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清末中国开始移植与借鉴大陆法系的民事审判制度,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继承原有部分民事审判制度的基础上,继续广泛移植与借鉴大陆法系国家的民事审判制度,从而推动了该制度的发展.通过对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民事审判制度的移植与借鉴,我国民国时期的民事审判制度发展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这段历史对我国修改现行民事诉讼法也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审判视角——以定罪量刑为研判基点

定罪与量刑是研究宽严相济政策与刑事审判之间关联的理想切入点.定罪环节,宽严相济政策对于审判机关的总体要求是趋向严厉的,对于被告人则意味着宽和、轻缓,具体可从犯罪构成的模糊性规定、排除犯罪性事由以及疑罪进行分析;在量刑环节,宽严相济精神的践行可在法定量刑情节、酌定量刑情节、死刑三方面体现.     

浅议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完善

法院调解是我国民事审判工作的一部分,是带有中国特色的人民法院处理民事案件的一种重要方式。但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及其相互之间的民事、经济活动急剧增加,同时,民事、经济纠纷也日益增多。面对案件多、类型新、难度大、要求高的新情况,我国传统的法院调解制度的负面效应愈来愈突出。因此,改革并完善我国现行的法院调解制度势在必行。     

清代地方民事诉讼程序初探

在我国清代的实际审判过程中,已开始区分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但在其基本律典——《大清律例》中,对民事诉讼的规定颇为匮乏。司法实践中大量遵循的是各地州县官在纵向的传承与横向的交流中形成的诉讼惯例。清代州县官对民事案件的审理是正式的审判,在民事诉讼程序中包含起诉与受理,堂审前的准备,堂审和判决这些基本程序,相比较前期封建法制,已经具备了近代民事诉讼程序的雏形。     

中德行政审判撤销之诉制度比较研究

随着法治国家的推进,现行行政审判制度引发的问题越来越多,并且成为行政诉讼制度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用比较的方法,通过与德国行政审判制度进行比较,对行政审判中的撤销之诉制度的完善提出一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