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民调解第一线

正社区是人民调解工作的最前线。上海政法学院法律学院2011级知识产权专业的郑柳林和2012级人民调解专业的王嘉慧,是学校大学生法律援助中心的成员,她们非常渴望有机会到基层第一线去感悟人民调解工作,尤其是学校人民调解专业首届生王嘉慧。经过本刊的多次联系,上海市司法行政系统个人标兵、上海市律师化解社会矛盾先进个人、静安区优秀公益律师姜涛成为本次"职业体验日"活动的带教老师。作为上海市兴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姜涛律师每周五都会到南京西路街道的人民调解工作室工作,郑柳林、王嘉慧将跟随姜律师完成她们的"圆梦"计划。     

法律诊所教学模式在我国的应用与研究

在我国的现行法学教育体系中,从国家教育部的学科规范要求到各法学院校的教学计划,都很强调法学教学中实践环节的重要性,但由于缺乏有关这方面的具有实际操作性的理论研究和具体的实践模式设计,致使理论与实践联系还有一些不足。分析了法律诊所式教学模式在我国应用与研究的意义和现状,并提出了应用的具体设想。     

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几个问题及完善——以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为视角

法律援助制度是法律程序公正的体现,通过实证考察法律援助的实施状况,从立法方面提出了法律援助范围过窄、可能判处死刑案件的援助阶段缺失以及实践中法律援助的责任主体不适当三个问题,继而研究国际刑事司法准则在这三个问题上设立的国际标准,通过比较提出对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改善的一些建议。     

科学发展观引领丰泽区司法行政事业又好又快发展

丰泽区司法局地处泉州市中心城区,现单位内设4个股室,下辖8个街道司法所、一个公证处、一个法律援助中心和五个区属律师事务所;全局共有干部职工42人,平均年龄32岁,其中国家行政和政法专项编制人员18人,事业编制人员16人,公证从业人员3人;在职人员大学专科以上学历占90％以上,8个街道司法所目前已全部配备副科级司法所长,     

刑事法律援助如何成为实质性援助

在刑事诉讼中,很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由于经济原因得不到律师的帮助,加之其自身法律知识的匮乏以及人身自由往往受到限制和剥夺,控辩双方实际处于一个不平等的地位。刑事法律援助作为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在保障当事人依法享有诉讼权利、实现司法公正、维护社会和谐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新《刑事诉讼法》即将实施的大背景下,文章通过分析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问题,以探寻如何真正发挥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应有的作用。     

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

在我国“弱势群体”的产生根源于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结构的急剧转型。弱势群体的大量存在表明我国社会两极分化的现象日趋严重,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祭的广泛关注,因此,深入研究当代中国的弱势群体问题,构筑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网络,尤其是法律保护机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通过本文的探讨,以求在法律上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有一个详细的立法计划和操作规程,最终实现社会的公平与和谐。     

重大突发疫情中高校法律援助实践的若干思考

近年来,随着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建设,各个高校的法律援助机构已渐渐成为社会基层法治建设的重要力量,对于司法救济起到了一定的增补作用。高校法律援助机构虽然在实践中仍然面临着信任度缺乏、期望过高等问题,但是在重大突发疫情发生的背景下,对其有可能发生的风险进行管控后,依旧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社会力量,高校法律援助机构仍具有参与重大突发疫情防控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是对特殊背景下的法律援助的创新拓展实践,可以为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以及重大疫情防控法治化的推进贡献自己的力量。     

再论监察职务犯罪调查程序中的法律帮助救济限度

因监察调查独立于刑事诉讼,除检察机关经由"商请"方式提前介入职务犯罪外,当前监察法律规范就其他主体提供法律帮助之规定仍暂付阙如.基于程序相称性原理、程序对抗平衡及人权保障之需要,立法应从理论探讨层面确立职务犯罪调查阶段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等程序救济之必要性.从主体身份上,应将指派"公职律师"纳入法律帮助主体范围;从介入时空上,应考量监察立案与监察调查措施审批之时间界限;从权利保障上,应从程序上贯彻法律帮助之"告知"与"批准"义务;从运行效果上,职务犯罪调查中的法律帮助应贯彻"在场"原则以实现刑事诉讼法上之"有效辩护",且不应忽视被调查人移送审查起诉以前的认罪认罚主观意愿.     

论刑事未成年被害人救济体系的建构

刑事未成年被害人遭受不法侵害后,往往得不到有效的赔偿,其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维护。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许多国家对此都作出了努力,构建了多元化、系统化的救济模式。致力于建构和谐社会的中国,也应顺应这一潮流,根据我国法制现状,构建以被告人的赔偿为基础,国家补偿、司法救助和法律援助并行发展的多元化的被害人救济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