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反垄断法实施中的专家参与问题

反垄断法的一些特点决定了专家参与其实施的重要性。专家参与既可以发生在司法程序中,也可以发生在行政程序中,还可以发生在民间程序中。专家参与的身份可能是案件审理人员,也可能是证人,还可能是咨询人员。在专家参与时,对专家的独立性、专家的选择和专家意见的冲突等难题应当有良好的法律对策。我国的《反垄断法》对专家参与问题没能很好地解决,尚需通过其他法律机制解决,但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完善我国的《反垄断法》。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依据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具有其必然性法律与道德既相区别又相联系是其理论依据;对我国传统德治和法治思想的扬弃与超越是其历史背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需要是其现实基础.     

论PPP协议的法律性质及其纠纷解决机制

关于PPP协议的法律性质,当前学界主要有行政合同、民事合同和混合性质合同之争.对于PPP协议法律性质的讨论应该按照PPP协议法律文本体系的分类分别予以认定.在2015年5月1日新颁布的《行政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中明确将政府特许经营权协议定性为行政合同的情形下,应避免以特许经营权协议代替PPP协议,应该将PPP协议认定为兼具民事合同与行政合同属性的混合性质合同.PPP协议法律性质的认定对于当事人法律救济途径的选择具有现实性的指导意义.     

大数据财产权的法律属性及法律保护

大数据是海量数据的集合,本质上是数据信息,其信息意义带来经济价值.因此,大数据客观上具有财产性,这种财产性在法律上并不必然违禁,法律应当有条件认可大数据财产性的正当性.简单认定大数据财产权客体为邻接权、所有权或信息财产权客体皆有缺陷,大数据的财产权为集合权,客体具有复合型和复杂性特征.因应大数据财产权具体权利形态的多样性和其客体的复合型,大数据财产权法律保护方法可分属特殊权利法保护、合同债权法保护、侵权法保护、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模式等.     

法律的“情”与“理”——关于法律的基本属性及其立法、司法原则的思考

法律是感情与理性的统一,还是感情与理性的对立？立法、司法是唯情还是唯理亦或是情与理的兼顾？这是立法、司法实务中必须明确的一个基本问题。法律的“情”与“理”,虽然都可能带有一定的阶级立场、主观指导思想,但是,法律的基本属性是“理”,立法中立法者的思想感情不应损害法律的理性;司法中司法人员在严格依法判案的同时,在法律缺陷和不足的地方,在自由裁量权的情况下,司法人员应有“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司法感情,更完美体现法律的正义。     

考问中国法学教育:问题与对策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法学教育在法律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同时也遭遇了很多困惑.在法学教育的目标如何定位、遵循法学教育规律还是顺应国家司法考试要求等方面难以抉择,在克服法学教育重要缺陷方面少有作为.如何推进法学教育的分层化和多元化,如何调和法学教育与国家司法考试之间的矛盾,如何弥补法律伦理教育的不足,是完善和发展中国法学教育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契合应用型法律人才培养模式的法学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以白城师范学院法学专业为例

"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然而长久以来法学教育的实践性课程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白城师范学院法学专业针对自身教学体系存在的缺陷和不足,探索出一套契合应用型法律人才培养模式的、有自己特色的法学实践教学体系,使其与法学理论性课程相辅相成,共同推动我国法学本科教学质量的全面提高。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西方法律发展趋势若干契合现象之探讨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内容庞杂,其中蕴藏着一些契合现代西方法律发展趋势的元素,但两者也仅仅只是暗合而已,西方法律的东方价值取向只是对其自身僵化的一种反动,是一种后现代的投射,实质上两者仅有相似的外形,其价值基础、精神气质和内容却迥异。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向西方学习和移植先进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观念是主要的途径,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本土资源”并不能为我们提供充分有效的资源。     

论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保险消费者的保护

消费者权益得到有效保护是建立现代商业保险制度的标志之一,建立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是保护保险消费者权益的基础。从法律的视角观察,健全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和监管体系已成为后金融危机时代欧美金融消费者保护的重要取向,也是我国保险消费者保护的着力点。金融危机之后,我国需要进一步完善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确立倾斜性保护法制理念,改善维权法制环境,保障依法自主维权;需要改革现行的监管体系,设立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实现监管功能转型,强化对消费者的依法保护。     

论环境伦理、科技伦理与法律伦理

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必须重视环境、科技、法制领域的伦理建设.这就需要借鉴古代和世界新的伦理技术,并根据中国的国情建立自己的环境伦理、科技伦理、法律伦理的学术思想体系,这不仅仅是中国古代人文伦理思想的简单复归,而是体现现代不同学科的渗透和结合,需要更多的学者长时间研究,才能获得创造性的丰硕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