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船运输的转承责任研究——兼论《海商法》的修改

无人船时代的到来，意味着海上货物运输法的适用面临新的挑战。借助转承责任理论，将受雇型远程控制人视为船舶所有人，其地位和责任与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公约及《海商法》第四章下承运人的受雇人无异。承运人作为雇主，应承担转承责任。视独立型远程控制人为独立合同人，在《海商法》修改时将独立合同人纳入承运人的责任体系中，使独立型远程控制人能享受到承运人的抗辩与责任限制的权利。自主航行船舶中因AI航行系统缺陷导致的产品责任应归属于其生产者或销售者，而不属于承运人。自主航行船舶的法律人格化并非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转承责任将为这一进程提供理论支持。     

日俄战争期间中日两国围绕海上中立权的交涉

围绕清代后期中日关系的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很多成果,但对其中一些问题的研究并不充分,如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期间中日两国交涉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48海上佛国：普陀山

晋陀山雄峙于杭州湾以东烟波浩渺的莲花洋中，与世界著名渔港沈家门隔海相望。是一座不折不扣的美丽海岛，岛形似苍龙卧海异常壮阔。同时“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渺间”成为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素有“海天佛国”、“南海圣境”之美誉。     

中国传统海洋文明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内涵

进入21世纪,人类进入立体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的新时代,海洋发展是一个具有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自中共十八大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海洋强国便成为国家的重要发展战略。继承和弘扬中华海洋文明传统,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推进中国文明的现代化转型,是海洋强国的内在诉求。没有古代中国在海洋上的崛起,近代中国在海洋上的衰落,就谈不上当代中国在海洋上的复兴。也就是说,中国海洋文明史是现代化倒逼出来的历史问题,客观与准确界定海洋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地位,讲好中国故事,需要中国海洋文明史的支撑。     

论“现代海上丝绸之路”——以“浙江舟山群岛新区”为出发点的思考

"现代海上丝绸之路"是基于中国海洋战略的一种路径选择和整体构想,旨在构筑一个以"战略思维"和"海洋思维"为基础,以"经略海洋"为目标的全球经济合作平台。目前,它需要国家战略层面、省级策略层面和"浙江舟山群岛新区"谋略层面的合力运作,其重点要落实在"现代海上丝绸之路"制度建设上。制度创新在社会转型中扮演一种超级正能量的作用,是能否建成"现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但制度创新的基础和前提是思想解放、政策开放和能量释放等要素的整体合力。现实的问题是,这种合力目前还难以形成更没有运作。所以,建设"现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是一种"整体思维方式"的建设。     

论唐代广州内外港与海上交通的关系

唐代广州港分为扶胥港等外港和广州城等内港。扶胥港是中外商舶进出广州的必经之地,人们在此停泊一般与参拜南海神庙有关,扶胥港在中外商贸活动中作用有限。但其在护卫中外商贸交通,保证海上丝路畅通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而广州对外贸易的繁荣与海上交通密不可分,广州城港不仅可利用珠江与广大腹地相连,而且直接与海外交通。广州城内外的相关官署和海阳等馆驿大都位于沿城南、城西的水滨,与海外贸易交通有关。唐代中后期历任广州地方官员的贪廉都对外贸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海上设计——引领近现代中国时尚文化的上海早期工商美术设计

时尚潮流与设计艺术存在共生发展的互动关系,以"追求时尚"为主要表征的上海近现代工商美术设计,不仅塑造着日用消费品的形象,也制造着时尚消费的潮流,在衣食住行用等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刻冲击着封建秩序,形成了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独特文化现象。"海上设计"和时尚潮流的形成、发展、繁荣,均得益于开埠所带来的工商业繁荣和文化交流,二者同在传统与现代的矛盾逻辑中发展共生。     

黄埔古港

从广州国际会展中心向东2公里,就是黄埔古港。和广州国际会展中心一样,黄埔古港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一扇窗口,只不过,那已是300多年前的事了。     

“海上孟尝君”——邵洵美

民国时代的上海滩出了个邵洵美，他的祖父是上海道台邵友濂，外祖父是朝廷邮政大臣盛宣怀，因为从小过继给伯父邵颐，伯母为李鸿章大侄女，所以按谱系李鸿章又是他的叔外祖父。三个富可敌国的大家族支持在他身后，大少爷邵洵美顺理成章成了《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他的古希腊雕塑般的完美面孔万众瞩目，他的天才之作《花一般的罪恶》轰动文坛，     

海上龙舟港城亮丽文化名片——第二届防城港市国际龙舟节综述

第二届防城港市国际龙舟节已落下帷幕，但龙舟节期间精彩纷呈的活动仍让市民回味无穷，本届龙舟节在彤式上有所突破．打破了传统的单一竞技模式．将体育竞技与丰富多彩的各项活动有机结合，龙舟竞渡、彩船海上展示、海上焰火晚会、沙滩汽车赛等几大亮点真正做足了“海洋”文化，通过这一系列的活动充分凸显了防城港市的海上龙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