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南磨房村双语现象初探

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安南磨房村是个多民族杂居的小山村，存在复杂的汉语现象。本文主要从该村的语言状况分析其双语类型、形成因素以及汉语之间的相互干扰。     

村级治理及其模式:以董家堰村为个案研究

文章运用政治社会学的个案研究方法,以董家堰村为个案,研究中国农村村级治理的发展动力、运行机制及其治理模式。文章认为．村级治理的发展动力是村民的参与,运行机制是村治与乡政的互动,治理模式及特点体现为集体经济自为型,为政公仆型,决策管理民主型,政治认同型等。     

争夺城市空间:“正式权力正式行使”的制度分析——“城中村”改造中村集体与地方政府博弈的民族志观察

城市空间的迅速扩张,让地处大城市边缘的传统村落被卷入城市后变成了问题化的城中村现象。从个案城中村改造更新的观察中发现,在处于强势位置的地方政府和弱势位置的村集体组织之间形成了一个争夺城市空间正式权力正式行使的场域,导致地方政府主导推进的城中村改造更新过程举步维艰。追求市场理性是村集体正式权力正式行使的经济动力,法人共同体是村集体正式权力正式行使的组织基础,地方政府的公共物品供给短缺是村集体正式权力正式行使的正当性,村民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是村集体正式权力正式行使的有利机会结构,红头文件是村集体正式权力正式行使的合法契约。概言之,村集体组织是一个理性的法人共同体,村集体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从不平等的单向依附型变成了双向交换型,地方政府直接用体制内的行政命令方式动员体制外基层社会组织来实现改造更新城中村的目标趋于难产。于是,尽管正式权力正式行使成为城市化过程中,村集体组织与地方政府诉求利益目标进行讨价还价的合法性策略,但村集体组织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村民利益代言人,而是一个有着自己独立利益目标的理性行动者,这才是城中村改造更新项目趋于难产的根本原因。     

治理场域：村治困境的生成与疏解——基于华北丰村的经验观察

村治困境的生成与疏解,与乡村社会治理结构中的关系和支配机制密切相关。回溯乡村治理研究的学术进路,制度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类型化等视角下的诠释路径业已繁复,而在治理主体与治理规则上的核心分野依旧未能完整揭示乡村治理的内在逻辑。作为一个调和性分析框架,乡村治理场域概念提供了足够的背景性知识(制度逻辑和文化规范)用以框定既有争论的界限、环境和形式,搭建理论对话的桥梁。通过对华北平原丰村的经验观察,选取了某一村治阶段四个独立而又前后相继的事件,从场域脱耦和场域叠合两种场域互动形式出发,分别审视发生在乡村政治场域和社会场域事件的矛盾生成和化解的机制过程,标明场域互动的形式特征。在此基础上,指明治理场域概念的开放结构可以有效调和理论之间的张力,为理解不同类型的乡村治理形态带来一个可资比较的结构性思路。     

“未预结局”：一个壮族社区社神信仰的断裂与重拾

受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的深刻影响,处于乡村社会之中的民间信仰体系经历着两次较大规模的由断到续的过程。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中国民众宗教生活的状态,是一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民众宗教生活史。该研究集中对此两次“未预结局”现象进行讨论,通过其在一个壮族社区生活场景中的具体呈现,以展示出前后两次断裂与重拾的实际状况,尽力寻找这些现象背后的社会力量,以及这种力量与当地人社会生活之间的紧密关系。     

后脱贫时代“一村一幼”教师职业生存状态研究——以凉山彝区为例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在实施“一村一幼”项目后,学前教育快速发展,学前教育师资“下得去”的问题基本解决,但师资的稳定性仍面临较大挑战。教师职业生存状态关系到教师能否“留得住、教得安”。“一村一幼”教师职业生存状态面临：职业热情与现实生活博弈;身份不明,前途迷茫;工资待遇低,缺乏保障;环境条件艰苦的困境。凉山彝区学前教师队伍建设需要从制度立场、待遇立场、专业立场和文化立场中定位和设计改进思路,通过依法签订劳动合同,明确聘期责任与权益;制定符合实际的编制、薪酬社保政策;提供培训机会与资助;发挥彝族传统家支教育作用等途径形成健康长效的教育脱贫机制。     

乡土社会的血缘关系 ———以四川省羌村调查为例

人类社会构成总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尤其是在人类社会的早期,血缘关系起着组织社会的根本性作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中国社会,长期以来血缘关系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费孝通先生在《乡土社会》一书中提出的差序格局概念,成为中国社会学的经典理论之一。然而差序格局注重的只是父系血缘关系,事实上中国各民族都广泛存在舅权概念,母系血缘关系在社会运行中也起着独特的结构性作用。文章通过对四川省羌村的社会学调查,系统地阐述了血缘关系在社会构成中的不同功能和作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加上衍生出的地缘关系和外来的行政关系一起,构成乡土社会基本的社会结构。     

抗战时期党改造和健全冀中村民主政权的考察

抗日战争时期,冀中(本文主要指沧州部分)党组织在加强根据地建设中,贯彻民主,组织、动员全民抗战,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村级民主政权的建立、改造和健全进行了伟大实践且获得了成功。     

清末民初晋水流域乡村社会的变迁：以“营村”为例

清末民初晋水流域乡村社会与华北其他地区共同经历着传统社会近代化的历程。其中＂营村＂地处汾河太原盆地晋水流域北段,南接太原县城,对于晋水的管理与利用尤具典型意义。清末由于本区社会动荡不安,商品经济持续发展,外国商品与新型经济作物出现,天主教势力也趁机扩张,地方政权控制力减弱,＂营村＂的社会矛盾空前加剧,一度达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营村＂的主要矛盾表现为耕地频繁流转,但广大无地少地村民难以维持生存转而寻求其他生计手段;传统宗教民俗活动趋向繁荣的同时天主教势力膨胀并成为村庄新的地方势力。民国初年随着地方政权的下沉,传统社会中地方政权与乡村社会的良性互动转变成自上而下的控制,社区发展的动力受到抑制。通过分析营村的具体情况在一定层面上反映出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的一些基本面向。     

六合：“四个必议”构建村官保廉体系

一是资金分配使用必议。要求扶贫发展资金、救济救灾物资和资金、农村低保资金及公共事业建设专项资金等的分配使用。必须通过“一事一议”确定资金的分配方案、使用范围、受益对象。二是集体资产承包必议。要求村集体资产的发包,须聘请专业人员鉴定．再通过镇村班子集体议定价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