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游侠的体育娱乐活动

西汉时期游侠的体育娱乐活动有斗鸡、走马、博戏等。游侠之所以喜爱这些项目,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它们的娱乐性、竞技性、赌博性与游侠的性格特征有着内在的一致;二是西汉为我国古代体育项目的蓬勃发展时期,活动内容丰富多彩,娱乐项目备受青睐。这种社会风气也对游侠产生了影响。     

新时期《汉书》游侠研究

有关“游侠”的争论及研究由来已久，《游侠传》又是《汉书》中备受争议的一章。学术界多将它与《史记·游侠列传》作对比。新时期尤其是近三十年以来，关于《汉书》游侠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从内涵、特征、史学观到社会文化现象和文学视角，《汉书》游侠的研究呈现一种多元化的趋势。对《汉书》游侠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班固的作史精神和《汉书》游侠在游侠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两种不同人生价值取向的抉择——郭璞《游仙诗·京华游侠窟》试解

《游仙诗·京华游侠窟》开头四句对于正确理解全诗极为重要,然而,长期以来对于这四句的解释存在着严重问题和错误,直接导致了对于此诗乃至全诗认识的混乱。本文对这四句提出了新的解释,并在此基础上对此诗做了新的解读:通过从人生理想的高度对人生价值取向的抉择,否定了以游侠为文化符号的积极作为,倾力济世的人生道路,而肯定了以山林隐遁为文化符号的出世远游,学道修仙的人生道路。人生道路和方向的明确,进一步坚定了诗人高蹈风尘外,即通过山林隐遁,学道修仙,追求神仙世界的决心。人生价值取向的抉择和对出世远游、学道修仙人生道路的肯定,不仅是后面各首所写的修仙历程的思想基点,同时也为全诗标明了思想指向。     

关于明代戏剧家沈自征经历的一段史实考辨

明代戏剧家沈自征其性格和气质颇具游侠色彩。崇祯二年(1629)皇太极率军袭扰北京,沈自征奉大司马之命前往袁崇焕军营侦之,劝其入朝拜见崇祯帝。清代史学家全祖望否定沈自征曾有入“袁营”的经历。但据各种史料看,沈自征的确有过这样的经历。他的经历反映了明末的一段史实。     

关于中国早期历史上游侠身份的重新检讨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一些学者提倡的游侠来源于平民（或包括破落武士）的说法,大抵奠定了将游侠身份定位于游民、门客及武士的一般知识,虽然受到过各种质疑,但至今仍在影响着人们对于游侠的认识。此说的误区在于将游侠与“私剑”混为一谈,而钱穆在四十年代、章培恒在九十年代都曾在对游侠与“私剑”作出判别的基础上重新界定游侠,惜未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这种一般知识使得中国早期历史上实际存在的游侠在社会上的地位、作用明显地被低估。当然,将游侠与“私剑”混淆或将两者的特质杂糅在一起,有其更为复杂、深远的历史原因。     

新疆秘密社会研究

本文纵述了中国历史上帮会的源流、演变与分化,着重探讨了汉代时游侠在西域已有踪迹,清季各种帮会经争战、遣戍等途径遍布天山南北,开山立堂。由于其宗旨重义气、讲互助,新疆各族群众多有加入。清廷历来仇视会党,会党的斗争也连绵不断。在新疆辛亥革命时期,爆发了戕官运动,遭到统治者残酷镇压,自此一蹶不振。     

游侠及游侠文学三论

游侠是历史的产物。游侠的理念显现出所产生时代的思想烙印,即其侠义行为以及报恩、复仇之举,均源自原始儒家、原始墨家学说。于是,游侠显现出儒的侠化,侠的墨化,儒家节操,墨家行为。侠风、侠骨伴随儒教对东汉整整一个时代的社会风尚的潜移默化作用,从而夯实了后世绵延不绝的游侠文学发展的基础。曹植的游侠诗,既是咏怀诗的先声,也是边塞诗的先声。而咏怀诗又孕育着李白儒、仙、侠合一的诗作。文人之所以酷爱游侠,出自诗人对人格尊严的追求,以及憧憬与宣泄心态的外化。这一心态,一定程度地左右着作家的文学个性风格的形成。     

游侠老杨，玩中生活

生活在“玩”中 杨宝生是济南化肥厂的退休工人,今年64岁。虽然只是一名普通的退休工人,杨宝生却干过不少很牛的事：他曾骑摩托车孤身中华万里行,7个半月走遍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拜访了除台湾高山族以外的其他54个少数民族：他曾用1年多的时间往返济南城郊,用摩托车里程表计量距离,绘制了《济南市城郊交通旅游图》;他曾从废品收购站收购图书托运到青海,又驱车4000多公里深入青藏高原腹地去给贫困的藏族学校捐书……说起来,老杨的那些牛事儿都源于他的爱玩。     

从阮籍到李白:游侠类诗歌传统的定型

游侠是战国到汉初社会动荡的产物.游侠诗则是传统诗歌的重要类型之一.建安时期士人普遍具有强烈的建功立业愿望,以曹植为代表的游侠类诗歌应运而生.曹植的游侠诗将少年任侠、追求个体自由的模式与忠君爱国思想结合起来,深刻影响了后世游侠诗歌的创作.阮籍此类诗歌中表现了对游侠建立功名之梦的清醒认识,主张退而在文学作品中彰显理想人格和精神自由.李白游侠诗作开创了"功成身退"模式,是对以上两种传统的继承及融合.     

新中国成立以来《史记》游侠研究综述

先秦之侠湮灭不可闻,自太史公以史笔序游侠以来,历代对游侠的研究相继不绝。新中国成立以来,《史记》游侠研究可分为困顿期、突围期和徘徊期三个阶段,呈现出从现实走向文艺的学术关注趋势。虽然每一阶段各有其学术关注特色,但研究的问题主要集中于游侠的身份辨析、游侠精神要义的阐发、文学之侠和社会之侠三个方面。随着20世纪90年代"侠文化"研究热潮的出现,关于《史记》游侠的研究也被引入一个更为广阔且系统的文化生态圈,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该论题以往的研究面貌。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研究视野的突围到21世纪以来再次陷入困顿,《史记》游侠研究正面临着"老生常谈"和"边缘化"的双重困境,如何于进退维谷中另辟蹊径,是《史记》游侠研究重建其学术意义的重要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