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赏能力的习得与理性的要求——康德鉴赏能力的一种趋政治化解释

《判断力批判》第22节涉及到三个问题。鉴赏能力是一种原始的自然能力,还是一种获得的人为能力?共通感对可能经验来说是一种构成性原则,还是一种调节性原则?鉴赏能力的习得,如何是一种理性的要求?通过分析,我们会发现鉴赏能力是人们先天具备的,但是又必须在经验中不断练习,才会具体使用这种能力,即习得这种能力。共通感对可能经验来说只能是一种调节性原则。而鉴赏能力的习得,是理性在道德上的要求,同时也是在政治上的要求。由此,鉴赏能力的习得也具有了政治意涵。     

PBL在非英语专业博士生外语学习评价体系构建中的应用

非英语专业博士生英语教学中所采用的传统教学评价存在形式单一、重语言轻能力、重结果轻过程等诸多问题，这样的评价不利于新时代下英语教学目标的实现，因此评价体系亟待改革。基于问题的学习（PBL）不仅为改革教学内容与方法提供思考路径，其评价观也为评价方法与评价内容方面的改革提供了有益参考。我们必须基于学生将知识应用于真实环境中的表现建立多元的外语学习评价体系，满足高级专业人才培养的需要。     

读《五四前后外国名哲来华讲学与中国思想界的变动》

1919—1924年,杜威等五位外国名哲来华讲学,实为欧战后西学东渐的文化壮举。讲学在促进思想深化的同时,也推动了中国思想界的分化与演进:第一,对当时中国兴起的反省现代性的思潮起到了助力的作用,更进一步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拓展了中国思想界的维度空间,扩充了二者内部的张力。第二,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之所以可以最终走向"以俄为师"的社会主义,也与其在思想层面上的蜕变是离不开的,它明显地刻上了名哲,尤其是杜威和罗素来华讲学的烙印。至于泰戈尔讲学受到了中共的抵制,罗素和杜威受到了中国思想界的影响,将自己的观点和学说进行修正,则体现了中国思想界与名哲讲学之间的互动。     

一生多半在车船--李笠翁“苦游”四海

李笠翁一生不断搬家和出游，自谓“一生多半在车船”，当是实录。单说长游，就有五次：最早的一次是康熙三四年间游粤；紧接着是康熙五至七年游京师连着游晋秦；回金陵住了一年多后，于康熙九年游闽；又隔一年，游楚；最后是康熙十二至十三年第二次游京师。此外，笠翁还在68岁高龄时，于贫病交加之中作了一次湖州之游。在别人，外出大都是“乐”游；而在笠翁，则是“苦”游。在别人，是衣食无忧，到外面长见识，增阅历，或观赏大自然的美景；而在笠翁，则是去“就食”，即像牧民“逐水草而居”找饭吃。别人是“吃饱了饭”去游玩“消食”；而笠翁却是“饿着肚子”出游“找食”，自谓“为饥驱而走四方”。当然，“苦”中有乐，“饥驱四方，遍历名胜”；同时也有收获———除“化缘”得“食”之外，还收获了诗文，也收获了友谊。但是，笠翁出游，“苦”是主打，“乐”是陪衬；“苦”是正业，“乐”是副产品。     

“那本留言册”——我最珍贵的爱

教育家夏丐尊说过:"没有爱的教育就如同池塘没有水一样,不能称其为池塘;没有情感,没有爱,也就没有教育。""孩子的心灵成长需要尊严、需要肯定……"老师对孩子的关爱,如同冬天里一缕温暖的阳光;老师对孩子的尊重,会重新树立起孩子学习、生活的信心,甚至可以改变孩子一生的命运。"72个孩子的心声,72个孩子对你的感谢,72个孩子对您的祝福……老师,这一本有着72个孩子笑容的留言册送给你做纪念吧!"这是放在我书桌上的留言册封面上的一段话,还有一张合影。每当我翻开它,那72张面孔就在我的脑海中浮     

卡尔松自然环境模式的艺术化倾向与对象性特征

卡尔松的自然环境模式是在对西方传统自然审美中的两种艺术化模式——"对象模式"和"景观模式"的批判中提出来的,但他的自然环境模式本身仍然具有突出的艺术化倾向和对象性特征。通过艺术化途径,卡尔松对"欣赏什么"和"如何欣赏"进行了排除和缩减,使得无论是自然还是人本身的丰富性、完满性和自然性都受到了抑制。通过对象化方式,卡尔松把自然确定为对象领域,人与自然、人与环境被放置到主客体关系的框架中,成为相互分离、二元对立的东西,这使得他的自然环境模式缺乏一种真正的生态视野和生态精神。卡尔松自然环境模式的根本症结是其认识论对象化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使他固守主客分离的理路和客观知识的理想,并妨碍他正确地提出恰当自然审美的目标。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存在论可以为这种思维方式的更新提供理论支持与解决途径。     

《旅行的艺术》(南治国、彭俊豪、何世原译本)选篇评析

文学作品的翻译实现了原作生命在译语文化语境中的延续。南治国、彭俊豪、何世原的《旅行的艺术》译本同样加深了大家对旅行的体悟。本文主要从词汇、句子和篇章三个维度对该译本的部分篇章进行分析,揭示了翻译中普遍存在的的语义、重心和语序问题,旨在对文学作品翻译者有所启发。     

我的启蒙老师

有朋友问我:"你那么爱好文学,你的启蒙老师是谁呢?"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我的祖母。"我是祖母抚养成人的。1945年年初的一天,几个日本兵窜到我的家乡——长沙县跳马乡双溪村抢劫。村民们闻讯后,纷纷逃离家园,而我的母亲因为重病在床,不幸被鬼子杀害。那一年,我年仅八岁。此后,祖母便承担起了照料、抚育我的责任。祖母有一定的文化,懂得不少文史知识。一次,我指着床架上的一副木雕,问她是什么意思。祖母说,这是一幅     

“世界文学”与非西方世界

"世界文学"在西方的实践表明,它实际上排除了现代时期以前的写作文本以及英语之外的写作文本。思考世界文学时,秉持一种"道德的以及理论理想化的包容性世界文学"观念是必要的。这样的世界文学观念将以一种系统的方式把非西方世界的文学包括在内。如何以一种系统的方式把非西方文学包括在世界文学中,可以考虑如下三种富有成效的方法。其一,以印度、中国、日本为中心或其他非西方的观点去看待世界文学;其二,通过东西方诗学的比较研究来看待世界文学;其三,在东方学习西方、西方学习东方的过程中来看待审美循环的结合点。这种世界文学观念将不仅更加准确地反映世界的组成,并且还将以一种更加平等的方式看待世界。     

为“问责”走向常态叫好

正近年来,有不少地方党政机关先后推行党员干部问责制,对教育广大党员干部恪尽职守、奋发有为、造福人民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也有些地方推行问责制雷声大,雨点小,或"问责"于一时,缺乏常态化。人民群众期待的是能让"问责风暴"走向常态,而不是"一阵风"的形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