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视角下清初逃人法的政治困境——以顺治时期“窝隐逃人罪”的立法与司法实践为中心

清初为整治旗下奴仆逃亡的“逃人”问题而出台严酷的“逃人法”,对窝隐逃人的行为惩罚特重,成为清初“虐政”之一。“重惩窝隐”的规定发轫于入关之初根据明律制定的临时管制措施,在满人推动下升格形成正式法律制度。因应于清朝国家构建进程,“窝逃罪”惩治措施在“逃人法”历次修订中争议频现,顺治中叶一度有着缓和倾向,旋因满人保守势力反击而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修订后重归于严。由于“逃人法”于立法之初未能妥善处理逃人辨识问题,加上满汉关系问题对司法制度干扰,“重惩窝逃”措施不仅在处理逃人问题时未能表现出足够效能,更带来了严重的副作用,危害地方社会,并且深入国家治理的过程中,成为地方政府施治的巨大阻碍。     

晚清满汉关系与新伊分治

文章从晚清满汉关系的大背景着手,认为新疆建省时期,正值满汉博弈的关键时期,新(新疆)、伊(伊犁、塔城地区)分治局面的形成,是满汉官僚调和矛盾、互相妥协的产物;新、伊分治造成了巡抚、将军的并立局面,两大不容,权力掣肘,事实上削弱了新疆的防务体系和行政的统一性,是新省体制中的不和谐音符。     

满汉文化交融的历史建构:以清代八旗进士书画艺术为例

有清一代,八旗进士在书画创作领域形成了集体发展的繁荣局面,共产生44位书法家和23位画家。在继承前人书画风格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风格特质。书法方面,楷书、草书、行书、隶书、篆书各体皆能,而且具有满族的尚武精神和方正严毅之气,体现出纵横万里的民族气势;绘画方面以山水画为主,亦工花鸟画、人物画。更重要的是,八旗进士书画家在形成家族集体创作良好氛围的基础上,又能走出家庭,积极与中原汉族书画名士交游,以此提高自己的艺术创作水平,客观上也促进了满汉文化交流交融向更广阔的领域发展。     

清末肃亲王善耆应对满汉关系的政治抉择

肃亲王善耆在清末复杂的政局中独树一帜,他不仅与康、梁等保皇派联合起来,共同对抗权倾朝野的汉族重臣袁世凯,而且试图通过笼络革命党人程家柽等来消弭革命、缓和紧张的满汉关系.同时,他还破除理藩院禁用汉族官员的制度,不分畛域,起用有才能的汉族官员.     

杭州旗人和他们的汉人邻居:一个清代城市中民族关系的个案

清代杭州驻防旗人在杭州经历了从清初的占领者,到清中期的定居者,到清末的革命排斥对象的身份转变过程。驻防旗人的地方化使其对杭州逐渐产生归属感。清末反满浪潮并非直接来源于持续的满—汉矛盾,而是由于汉人民族主义情绪的急剧高涨。当排满革命者将旗人锁定在与清廷的关系中,驻防旗人群体同时面临了民族和地方身份认同的危机。     

清代满汉双语会话书研究

清代满汉双语会话书是在旗人母语产生语言磨蚀、出现减损型双语现象的背景下产生的.满汉双语会话书采用满汉合璧的形式,以满式汉语为中介语,对旗人进行满语教学.清代满汉双语会话书减缓了满语的消亡,为语言接触研究、海外中国学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试论甲午战争期间的满汉矛盾

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满汉矛盾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满汉矛盾的存在使满州贵族统治下的中国缺乏一种鲜明的民族观念和国家意识,此点与全国上下齐心合力进行战争的日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9世纪末期的世界已基本上联为一体,中国也早已融入国际大家庭中,在这种情况下,民族观念和国家意识应是一个国家所具备的基本素质之一,而满州贵族统治下的中国恰恰在此方面有严重的欠缺,并成为导致中国惨败的重要因素之一。     

顺康雍时期八旗教育述评

清顺治时期 ,清朝政府一方面使用明朝传统教育机构 ,一方面建立八旗专门教育机构并招收八旗子弟入学 ,从而解决了当时最感急迫的满汉翻译问题 ,为后来八旗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康熙时期 ,在重视传统教育机构的同时 ,清朝政府又不断增设八旗专门教育机构 ,使得八旗教育长期稳步发展并形成了自己满汉并重 ,重视骑射 ,注重实用的民族特色。雍正时期 ,清朝政府继顺康之后 ,又以普及八旗教育为目标 ,进一步增设八旗专门教育机构 ,从而不但使八旗教育进一步普及和提高 ,同时也为中央各机构输送了大批官员。总之 ,八旗教育对于八旗文化的普及及提高 ,对于满汉民族融合 ,乃至对于清朝统治的巩固和发展 ,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康乾二帝拜谒明孝陵原因探析

明孝陵位于南京钟山之阳，明太祖朱元璋和马皇后合葬于此。作为明代开国君主的陵寝，清代的康熙、乾隆先后11次亲往拜谒，可谓礼遇有加。其中原因，远非一句“笼络人心”所能概括。它包含了清帝对自身正统地位的昭示、对满汉认同的诉求、对“清承明制”的认同等诸多深刻原因。